春光正好。龙山村垂钓园内，62岁的刘和平骑着摩托车从远处驶来。路过一个土坡，他先是上了坡顶，又向坡下骑去，高大的身影投射在不远处的水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

20年前，龙山鳗业鼎盛时期，在全国多个城市开设分公司。几乎每家分公司都配有奔驰S500，足见龙山鳗业的实力和“牛气”。那是全球鳗鱼养殖的辉煌年代，也是刘和平的人生巅峰，他被称为“世界鳗鱼大王”。

从公司拥有多台奔驰S500，到自己骑一辆摩托车；从走上辉煌巅峰，到“断崖式”下滑，刘和平的人生轨迹仿佛一道 “倒V型”折线。但是他说，那是一个“人”字。

62岁，曾经是谏壁发电厂养鳗场负责人。

1985年成为全省电力系统第一个主动辞职下海的人，贷款创办龙山鳗业，并迅速成为全球行业老大，刘和平也被称为“鳗鱼大王”。龙山鳗业的发展惠及整个龙山村，刘和平兼任龙山村村委会主任。

经过10多年的“黄金时期”，鳗鱼产业急转直下，龙山鳗业迅速坠入深渊，龙山村债务压顶备受困扰。刘和平不离不弃，坚守村委会主任岗位直至2017年7月。

刘和平在日本学习养鳗。

1984年，谏壁发电厂养鳗场负责人刘和平，随团赴日本电厂参观学习，后又在日本参加一段时间的培训。

首次踏上日本这个发达国家的土地，所见所闻所感，就让刘和平内心发出了第一次哲思式诘问：人的真正价值到底是什么？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劲吹，睁眼看世界的国人，心底不断升腾思变求富的愿望。而中日间巨大经济差距的切身感受，又使刘和平的这种愿望更加迫切。

“那家日本电厂的发电规模是我们的5倍，但用工只有我们的六到七分之一。电厂人均年收入相当于5万元人民币，而我们的1000多元。”刘和平回忆，当时自己在心里一遍遍问：中国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饱饭吗？

刘和平一直都是能人，吃饭对他来说，从来不是什么大问题。17岁那年，作为电厂子弟的他，下放到谏壁公社东方红大队。仅仅半年，他干农活就胜过了当地所有农民。此后，他当了4年生产队长，一年半副大队长。下放7年间，刘和平总共休息过21天，最多的一年挣工分挣了13000分，相当于1370个劳动日的工作量，收入2000多元，是普通农民的五六倍。

知青刘和平（左）

 1980年，刘和平作为当地最后一个下放知青回到城里，顶职进了谏壁电厂。工作仅6个月后，他就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3年后，电厂发展余热养鱼，刘和平负责这个项目，开始接触鳗鱼养殖。年底，他给谏壁电厂每个职工发放了120元福利。

吃饱饭不成问题，但多挣钱会引起争议。这是当时“大锅饭”分配制度下，很多人面临的迷茫和焦虑。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刚刚起步，公平和效率孰轻孰重的问题尚未厘清。这背后更为终极的追问是：应该如何改变人生，实现自我价值？

刘和平（左2）知青战友相聚。

 1985年，刘和平辞职下海，成为全省电力系统第一个主动辞职的人。

在电厂养鳗鱼时，养鳗场曾和龙山村有过短暂合作。现在他带着2.4万元再次来到龙山，利用当地水库开始创业。“我们还是想养鳗鱼，但受资金所限，一开始只能做一些鳗鱼饵料生意。”刘和平回忆，即便创业之初十分艰难，但创业热情还是感染了电厂副厂长黄澄清。后者很快也辞职，来到龙山一起干。

一年半后，鳗鱼养殖的时机成熟了，但依然缺资金。刘和平和同事找到当时的丹徒县政府，副县长巫朝正表示支持，并协调丹徒农行给予帮助。银行同意贷款20万元，但必须有“公家单位”担保。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刘和平深一脚浅一脚找到黄墟建筑站，看到他满头的白雪，一位朱姓站长为之感动，最终决定给予担保。

这是改革开放后，全镇江首笔由银行贷给村办企业的贷款。有了钱，龙山鳗业迅速发展起来，当年底企业就赚回40万元。

在美国考察。

 1996年，龙山鳗业派出一批工人，赴美国分公司养殖鳗鱼。这批工人来自龙山当地，都是首次前往全球最发达国家。然而几个月后，工人中有9人悄然回国，甚至不惜违反出入境规定 “偷渡”。问清原委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待在美国，无论是收入还是生活水平，都和在龙山差不多，他们不愿舍近求远。

当时的龙山鳗业正如日中天：全球最大的鳗鱼养殖企业，养殖基地分布在国内外多个地区，拥有从饵料到深加工的鳗鱼全产业链。刘和平由此也成为闻名遐迩的“鳗鱼大王”。

1994年，龙山鳗业年利润达到4亿元。1997年，企业年销售50亿元，进出口2.6亿美元，总资产达到36亿元。这一年，房地产巨头万科的年销售尚未达到20亿元，电脑销量开始蝉联国内市场第一的联想，年营收也才刚刚超过百亿。

欢迎国家领导人视察龙山。

龙山鳗业的发达，也惠及整个龙山村。全村几乎所有适龄村民，都在龙山鳗业工作。这里全民办了医保、城保，免费住进新建小区，孩子接受免费教育，90%以上能考上大学。同时，龙山村还创下多个全市乃至全省第一：第一个通公交车的村，第一个通管道燃气的村，建成第一座农村居住小区，修筑第一条40米宽的乡村马路……上世纪90年代中期，龙山村的财力甚至超过“天下第一村”华西，后者还组团来龙山学习。

回首往事，刘和平认为，龙山当时的成功，除了鳗鱼产业的兴盛外，还与诸多“敢为天下先”的创举有关。譬如鳗鱼宰杀切片要求极高，鳗鱼片的A级品和B极品差价很大。龙山鳗业规定，切片达标率必须达到95%，超出部分如果是A级品，则多出的差价个人和企业对半分；如果是B级品，差价个人企业“三七开”。这种力度的激励机制很有效果，在当时也极为罕见。

鳗鱼在热带、亚热带养殖成本更低。为此龙山鳗业早早就把养殖基地设在广州、中山等地，从而在全中国首开了“相对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开放地区投资”的先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参观龙山鳗业后，称之为“龙山模式”。

1996年，兼任龙山村村委会主任的刘和平，基于龙山土地价值高、劳动力贵的现实，在全村推动土地集约化利用，所有土地流转归集体所有、集中使用，并保障农民利益。这比后来在广大乡村广泛实施的土地流转提早了多年。

2000年左右，鳗鱼产业的“黄金时期”突然终结，龙山鳗业迅速坠入深渊。

刘和平介绍，出于对养鳗利润的追逐，当时全球大大小小的公司，争相进入这一行业。鳗鱼苗无法人工繁殖，只能下海捕捞，一时间一尾鳗鱼苗被炒到18元。另一端，鳗鱼产品的市场竞争却异常激烈，每吨活鳗的售价从17万元急跌到4万元。

行业形势急转直下，巨人龙山转身未及，很快轰然倒下。而前期扩张时借下的巨额银行贷款，开始像大山一样压在龙山人头上。

此时的刘和平完全可以抽身离去，他不是企业法定代表人，而他自己另起炉灶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留下。

刘和平在龙山村的威望无人能及。这不仅因为他曾经大家创造的“龙山辉煌”，更因为在危难时刻，他对龙山依然不离不弃。

登黄山。

2017年7月，在带领全村处理完最后一笔6000万元银行债务后，刘和平卸下龙山村村委会主任的职务。“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离任后三年内不踏进村委会一步。不这样年轻人没法真正接班。”他说。

古人云：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但真正成过大事后重新嚼得菜根，又有几人做到？刘和平做到了。

2003年，市区龙发大厦顶楼的餐馆里，镇江某水泥厂厂长正在用餐。突然，他发现为自己端盘子上菜的人眼熟，仔细一看，这不是刘和平嘛！结账时，这位厂长另外掏出5000元，感慨道：我做梦也想不到刘和平会为我端盘子！

刘和平拒绝了那5000元。他说，我开饭馆是为了增加收入，帮龙山早日还清债务，并不需要别人怜悯。如今，在龙山垂钓园里，刘和平几乎每天都为客人下厨，“不少菜是我自创的，别人做不出那种味道！”

历尽风雨的刘和平，对人生和世道看得越来越透彻。他的很多抉择，对龙山的发展意义重大。2001年，法国一家企业要在龙山投资一亿欧元，建一座化妆品工厂。考虑到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刘和平断然拒绝。前几年，龙山上马了1000多亩渔光互补发电站，“不上这个项目，土地很快就会被开发掉，我要为龙山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点发展空间。”

刘和平说：“现在已不是我叱咤商场的时代，但我的经历对当下很多企业家都有借鉴意义。”他给企业家们的忠告有三句话：勇于争创第一，做好失败准备，永远不要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