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出生，镇江邮政的一名员工。

从1985年进入镇江市邮电局工作，经历了中国邮政这家“百年老店”近40年来“以邮养电”、“以电养邮”、“邮电分营”、“二次创业”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演变转型。

她是镇江邮政普普通通的一员，也是镇江邮政新时代发展变迁的亲历者。

对于1965年出生的尹琰来说，在她被石家庄邮政高等专科学校录取之前，无论是中国邮政还是镇江邮政，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前尘往事都一无所知。

但是，从1980年代开始，她经历了中国邮政近40年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演变转型，也成了镇江邮政新时代发展变迁的亲历者。

1982年，17岁的尹琰参加了高考，不过，她并没有被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录取，而是被调剂到了石家庄邮政高等专科学校。“怎么说呢？当时肯定是有点失望的。”尹琰说，不过邮政“绿衣使者”的称号，以及当时被人羡慕的“铁饭碗”让她很快就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充满了向往。

墨绿色制服，大盖帽，邮递员永远伴随着“丁零丁零”的自行车铃声出现，笑容可掬地递上贴着邮票的信件。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这是尹琰“小时候“对邮政最深刻的印象。

1985年，20岁的尹琰毕业了。尹琰的母亲是镇江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并在新疆成家。待到尹琰毕业时，外公外婆年纪已经大了，身边没有人照顾，心怀歉疚的母亲给了尹琰一个建议：申请到镇江工作，这样可以照顾外公外婆。

尹琰听从了母亲的建议。

48.5元，这是尹琰刚进入镇江市邮电局时一个月的工资。之所以对这个数字记忆犹新，尹琰说，是因为大学期间，父母每个月给她50元生活费，再加上学校补助，她每个月有将近60元的“可支配收入”。“工作之后反而不如上学的时候有钱了，一开始还真不适应。”

第一年是实习期，每个工作岗位都要轮训一遍。第一个岗位在分拣科。分拣科的业务量非常大。给据邮件的号码、收件人都需要“抄登内件清单”，而为了保证邮件的时限，分拣人员常常是上夜班，从晚上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因为晨昏颠倒，经常会有恍惚感，一觉睡醒，不知道是上午还是下午。”

随后尹琰又被安排到转运科去“接火车”。这同样是一份苦差事。邮件分拣好之后，装进邮袋，由火车运往全国各地，同时在火车站接收由全国各地运来的邮袋。“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当时我们一天要接20多趟火车，一趟车少则几十袋，多则上百袋邮件，都要在短时间内搬上搬下完成交接签收，工作量可想而知。”尹琰说，当时她实习正是冬天，搬邮袋时一身汗，在站台上等火车时却又冻得瑟瑟发抖，有时实在受不了了，就把空邮袋披在身上，“感觉自己样子像乞丐”。

虽然辛苦，不过1980年代是尹琰这样的邮政人的好时代。那时，邮政与电信还是一家人，统称为“邮电”。那是个“以邮养电”的时代，邮电业每收入100元，邮政就占到80元，再加上邮政业在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邮政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大家的精神状态也很好。”尹琰回忆说，邮政当时是“老大哥”，电信则还处于投资的起步阶段。

邮政业务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呢？尹琰举了个例子。如果你当时想要通过邮局来订一份畅销的《大众电影》杂志，很有可能订不到，要提前“打招呼”甚至“找关系”。

在此后的几年里，尹琰先后在解放路邮政支局、大西路邮政支局担任局长助理。

时间悄悄地走进了1990年代。随着电话、传真以及互联网的陆续出现，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惠及中国，“邮”和“电”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转换。

电信业务在这一阶段炙手可热起来。与以前订一份畅销杂志需要“找关系”一样，此时安装一部电话除了要交数千元的初装费，还需要排队。

而邮政业务却开始进入亏损。中国邮政是承担中国普遍服务的主体。“普遍服务”是一国政府对公民的承诺义务，《万国邮政公约》对其定义为：“以均一低廉的资费向所有地区的所有用户提供经常、优质的永久性邮政服务。”在当下中国，这个“均一廉价的资费”为本市0.8元，国内1.2元。

“这个远远覆盖不了运输、人力等成本，而且这些成本还在逐年增长。在这个前提下，邮政业务是不可能赚钱的。”尹琰说，同此凉热，镇江邮政也是如此。

不过，在“邮”与“电”尚未“分家”的时候，这样的变化对于普通职工来说影响并不大。“随着新业务的开拓，大家对邮政业务的萎缩都没有太大的感觉，有的业务挣钱，有的业务亏钱，收入没有下降，也就不会去考虑太多。”

然而，在1990年代末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务院提出了邮、电拆分的改革命题，并于1998年正式将中国邮政与中国电信分营。

与此同时，国家财政部门又决定，从1999年起，减少对邮政普遍服务的补贴，以刺激邮政部门向现代市场化企业的转化。

“铁饭碗”似乎一下子就不那么牢靠了。

此时尹琰已经调到了人事教育部工作，具体负责邮政业务培训。“说实话，在业务培训过程中，除了明显感受到邮政人员结构、知识结构的老化之外，更感受到了系统内部的人心惶惶。”尹琰说，不少老职工都觉得“好日子到头了”，再加上一段时间之后与分离到电信的原同事一比较，发现别人的收入增长很快，自己的收入却停步不前，甚至还有下降的可能，这种心理上的落差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离职潮”开始出现。“离开的人不少，我也有离开的机会。”尹琰说，有一次妹妹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到一家外企做人力资源管理，收入是她当时工资的两倍还多。“为什么没有离开，我也说不清楚，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将近20年，那份情感说不清也道不明，却真切地存在。”

“那些年，日子非常艰辛，邮政系统开始‘二次创业’，单位想尽一切办法扩展市场，员工则是被各种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尹琰说，几乎每个职工都被摊派了任务，推销保险、明信片、贺年卡、月饼、啤酒……卖过的东西五花八门。

这种“销售员”工作对尹琰来说特别困难。职工主要通过亲情营销、友情营销，而尹琰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在镇江没有同学，也没有多少亲人，朋友大部分都在邮政系统内部，人家自顾不暇，更别提照顾她的“生意”了。

1999年，尹琰领到了一个推销寿险的任务，虽然只要求销售出去一份，但最终她也只能把这一份卖给了自己。“20年，每年交700多元，一直到今年才交完。”

与卖保险相比，尹琰更怕的是卖月饼。“保险还能卖给自己，几千元的月饼自己家确实吃不掉啊。”

当时有个同事，经常找一个朋友推销东西，有一次，她看到亲戚家自产的鸭蛋很好，想到朋友常给自己帮忙，便想给朋友送一点。谁知她刚问了朋友一句“喜不喜欢吃鸭蛋”，朋友就惊讶地说：“你们单位又卖鸭蛋了吗？”“这件事情我们一说起来就想笑，又好笑，又心酸。”

到2011年左右，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

邮政行业意识到这种“全员营销”的方式并不科学，也不高效。在不断摸索中，也慢慢寻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业务重心渐渐明确，走上平稳健康发展轨道。尹琰也终于从业余“销售员”的身份中解脱出来。

改革开放40年，不少行业一路高歌猛进，对于包括镇江邮政在内的邮政行业来说，前进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邮电分营”之后，邮政又经历了政企分开，邮储、速递与邮政在同一面大旗下分业经营等数次改革。中流击水，奋楫者进。“百年老店”终于还是从风雨飘摇中走了出来。

“除了专职营销人员，下指标、派任务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企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积分奖励制度，来激励员工发展业务开拓市场的积极性。而经历了1998年之后的阵痛，再没有人会认为可以继续躺着挣钱，相反绝大多数邮政员工都有了市场意识、学习意识、服务意识，始终跟着时代的大潮向前走。”尹琰说，再过两年，她就要退休了，属于“老人”了，但是单位管理的电脑网络系统她都会使用，办公中需要用到的操作软件她都非常熟悉，对于邮政的各项新兴业务她也很愿意去学习和了解。在尹琰的影响之下，她的儿子也进入邮政系统工作，成了一名“邮二代”。

40年的发展历程，对于邮政业来说，是在坚守“普遍服务”的社会责任中负重前行、不断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过程。

对于像尹琰一样的邮政普通员工来说，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历练、认知和感悟，带来的是痛苦中的成长，成长中的自豪。

对于镇江市民来说，墨绿色制服、“丁零丁零”的自行车铃声也许渐行渐远，但邮政通信、邮政金融、邮政速递、邮政证券、邮政保险、等一系列的邮政业务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百年邮政，气象更新”，采访中，尹琰给记者倒了一杯茶。纸杯上，有这样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