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建锋

闲暇之余，爱好爬爬格子，虽资质愚钝无所成，不过时间长了，慢慢竟感觉到文学圈中仿佛潜伏着一个奇怪而顽固的逻辑场：那就是写小说一定比写散文高级，写大部头一定比写小散章高级，一两千字是豆腐块，一两万字只是散章，一二十万字才是大作，一两百万字就是皇皇巨著，文学作品的价值和分量仿佛就是靠块头的大小来论定的，字数多方才大气，块头小就是寒酸。岂不怪哉？

这种逻辑或明或暗，但很广泛地存在着。不少读者就存在这样的心理，一个作家一定有个代表作，而这个代表作一定是部长篇小说，如果你向他介绍某位作家主要是写散文，他的脸上多半会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别说读者，其实很多作家自己也是存在这样的心理的，著名才女蒋方舟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不写小说还自称为作家是件特别不要脸的事情。”她希望自己是以一个小说家被记住。当然，无论读者还是作家，其阅读喜好和创作追求都是很个体很私人的事情，是其选择的自由，旁人不必议论。但不少文学团体甚至主管部门也持有这样崇“大”的逻辑就值得三思了。君不见，在众多诸如签约作品、创作扶持项目及众多官方评奖中，体裁要求几乎多半都是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有的甚至还专门注明“散文诗歌除外”的字样。在一些文学管理和服务工作者眼里，仿佛写长篇小说的才是作家，如鲁迅、沈从文、丰子恺这样的泰斗，因为没有长篇小说存世，也是不入法眼的，遑论如黄裳、余秋雨专写书话及散文的作家了。仿佛只有大部头，才足以体现大气象，文学作品的其他体裁——散文、诗歌、杂文、随笔、书话、童话……这些小而不言的品类，你们就自己玩玩吧！

不写小说就不能成就大家吗？我看也未必，丰子恺一部《缘缘堂随笔》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余秋雨《文化苦旅》开一代文化散文之风气，再如藏书家叶灵凤、唐弢、黄裳等大家书话等，都并不依靠小说立身。如果说长篇，甚至开白话小说之先河的鲁迅先生也没有一个长篇，沈从文先生《边城》也只是中篇，且他的《湘行散记》及后半生的文物研究更广为人所推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能产生精品力作，体裁从来都不是判断文学价值的必然标准。真正的文学大师，其文学修养绝不是相互割裂的，他们早已打通任督二脉，一切贯通于胸，随心而为文，所谓体裁之选他们大约是不太考虑的吧。抛弃唯“大”是取，打破体裁的歧视，不能以块头大小论英雄，绝没有否认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等“大部头”文学价值的意思，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众多长篇小说传世佳作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但由此而对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及其他体裁产生歧视就是明显不对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我党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也是我党长期贯彻执行的基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大花园里，既要有“花中之王”牡丹来显示富丽堂皇，也该有梅兰竹菊等其他品种站立盛开的地方，况且“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啊。（编辑 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