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鹤林寺大殿以及杜鹃楼修缮工程竣工,勾起了许多市民前往探古寻幽的兴趣。鹤林寺是位于镇江城南的一座名刹,始创于东晋元帝大兴四年(321年),唐宋时尤为知名,民间有寺庙“九十九间半”之说,可见当时繁盛之况。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大量传世佳作,尤以唐代诗人李涉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最为知名。清代画家周镐《京江二十四景》图册有“鹤林古木”一图,古木参天,古寺萧萧,一派古意盎然的景象。
鹤林寺香火绵延千余年,名寺必有名僧,仅地方志有记载的历代鹤林寺名僧就有玄素、一宗、行植等。鹤林寺还吸引了大批外地乃至域外名僧来此游学参禅,其中就包括朝鲜僧人湛祐。湛祐,字天孚,清初游学鹤林寺,以行植禅师为师,后住持北京名寺广济寺(现为全国重点寺院、中国佛教协会会址所在地)。
由于湛祐在鹤林寺游学的时间不长,镇江地方志书对其没有记载,笔者仅在《江苏名人录·宗教卷》找到了极为简略的记载,倒是其住持的广济寺志对他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还录有他的诗词数十首,综合各处记载,我们对其生平包括游学鹤林寺的经历有个大体的了解。
身世坎坷 出家为僧
据清代书画家、翰林院待诏曹日瑛所作《天孚祐禅师传》,湛祐为三韩人,俗姓金。三韩为朝鲜古称,古代朝鲜半岛南部有三个小部落:马韩,辰韩、弁韩,合称三韩,后人便以三韩指代朝鲜,现在朝鲜民族成员也有自称为“三韩子孙”的。不过,湛祐虽为朝鲜人,但他却是在中国出家的,一生中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中国度过的。由于缺少相关资料,湛祐出生地不详,后人为其师行植所撰塔铭称他的家族生活在燕山(今北京、天津、河北一带),另有记载他的上辈曾在中国做官,很有可能自他的祖上至少是父辈一代就来到了中国,湛祐很可能就出生在中国。
湛祐幼年身世坎坷,历经磨难,出生时家室被毁,7个月大时父亲即离世,6岁时大病一场,差点死去,幸得一道人施以良药才活了下来。据说这位医术高明的道人在救活湛祐后给他的家人撂下一句话:这孩子天生就是出家人,宜尽早将他送入空门!
13岁时,母亲将湛祐送入北京有名的广济寺出家,拜恒明和尚为师。湛祐入广济寺不久,母亲便去世了,年少的他一度沉浸在丧亲的哀痛之中。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湛祐痛定思痛,决定潜心学法修行,以不负母亲厚望,他在师傅的训导下,苦读经书,深究佛法,受具足戒后,闭门不出,手抄华严经,心无旁骛,寒来暑往,终有所悟。
一心向佛的湛祐不满足于在广济寺的苦练修行,决定出外云游,以广见识,于是他辞别师尊,离开京师,南下江浙,遍访高僧大德。
游历鹤林 禅学精进
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湛祐在游历的过程中,来到了位于镇江城南的鹤林寺,当时住持鹤林寺的是大名鼎鼎的行植禅师。行植,字天树,常熟人,俗姓刘,《嘉庆丹徒县志》等志书均有传,行植道行高深,吸引了远近不少僧众前来参禅学法。
湛祐来到鹤林寺后,虚心接受行植禅师的训导,后来他在《广济寺志》序言里,曾专门提及这段游学经历,称得到行植大师的点拨后“恍若泛长流,出沧海,拔飞云于鳌背,荡浩月于鲸波”,套用现在人的话,那简直就是茅塞顿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之后,行植对自京师远道而来的湛祐相当满意,大有相识恨晚之意,师徒之间倾心相交,行植甚至有意将法席传给湛祐。行植师门规矩甚严,弘法时要求徒弟用心领会即可,不允许留下只字片语,即便有徒弟偷偷记下只字片语,也被要求销毁,他对此的解释是:那么多经卷都没有人看,哪里会有人对我这个荒野山僧的胡言乱语感兴趣哦?不过,行植对天资聪慧的湛祐却网开一面,湛祐因此记下了行植弘法、交游时的许多语录,从中受益良多,禅学功底愈加扎实。
事有凑巧,就在湛祐于鹤林寺中潜心修炼之时,康熙十六年(1677年),他最初出家的广济寺住持德光和尚圆寂,继任住持道光和尚年事已高,难撑大局,一时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广济寺僧众想到了在外云游的湛祐,集体启请他回寺,行植虽然心有不舍,也不便强留,只得应允。
湛祐离开鹤林寺时,行植已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世的他细细对湛祐叮嘱再三。据行植法侄祖杲撰《润州鹤林天树植禅师行实》,行植一再嘱咐湛祐重返京师要韬光养晦,低调自保,要以生死之事为大,不要图慕虚名。行植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清廷定鼎北京不久,时局未稳,盘踞云南的明朝降将吴三桂发出“反清复明”的号召,继而挑起“三藩之乱”,联合反清势力起事,清朝统治者为孤立各地反清势力,禁止外出“串联”,湛祐在这种情势下选择云游,其实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回到京师后如果轻易与官府勾连,难保不会被秋后算账,丢了身家性命。另外,湛祐虽学有所成,在高僧云集的京师是小字辈,过分张扬也容易遭忌乃至难于立足。
嗣法京都 师徒情深
回到广济寺后,湛祐在寺后别筑一室,置身其中,谨遵师训,潜心修行,时称“别室天孚和尚”,不过,他的名声并没有就此埋没,不少人仰慕他的高深道行,前来拜访,就连康熙皇帝也曾两度驾临,赐寺额、经卷。名气大了,来拜访的人也就多了。据说,有位南方来的客人给湛祐送了一只猿猴,他在别室中一边驯猴,一边给弟子讲解禅理,《广济寺志》里的“别室驯猴图”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地震,广济寺破坏严重,监院复初募化众缘,重修寺院,后在湛祐的主持下,又修建了大悲坛、戒坛等,庙宇建置日渐完备,
康熙十九年(1680年),也就是湛祐离开鹤林寺三年后,行植禅师圆寂。远在京师的湛祐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嘱师兄弟立塔于鹤林寺杜鹃楼之东坞,后来又延请名士查昇撰写塔铭。查昇,字仲韦,号声山,出自海宁查氏家族,为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远祖,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累迁至少詹事,著有《淡远堂集》。
为了铭记师恩,湛祐还把自己在鹤林寺修学时记下的行植禅师语录以及行植所撰诗文编辑刊行《鹤林天树植禅师语录》,专门恳请与自己交情颇深的徽州知府朱廷梅以及行植法弟、曾担任夹山住持的行珍撰写序言。幸有湛祐编辑刊行,《鹤林天树植禅师语录》流传于世,其中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对研究行植法师生平、鹤林寺兴废变迁乃至清初镇江佛教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湛祐住持广济寺期间,还有心收集资料,编纂寺志,惜未成而逝,后由监院然丛等编辑、校订,刊行《敕建弘慈广济寺新志》三卷(简称《广济寺志》),里面除了湛祐收集、撰写的广济寺资料外,还补充了不少有关湛祐的行实、撰述资料,为人们研究这位名重一时的高僧留下了宝贵资料。就是在这部寺志的序言里,湛祐述及自己游学鹤林的经历,念念不忘行植禅师对自己修行的巨大影响,表达了对这位大师的知遇之恩、敬仰之情。
湛祐自鹤林得法回归后,始终未离开过广济寺,在别室里度过半生时光,遵循了行植禅师韬晦自养的教诲。他的清修之举赢得广大僧众尊重与信任,连赫赫有名的临济宗重要门庭——宁波天童寺也向他发出了弘法讲经的邀请,湛祐论法脉为临济宗三十三世,能受到这样的邀请自然是无上的荣耀,因而决定前往,殊料就在他准备出发前夕,突发疾病而逝,世寿54岁,僧腊41年,塔建于北京玉泉山下。(作者:邱隆洪)
编辑：吴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