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苏

说到吴寄尘，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捐出私产，以恢复文宗阁为己任，在伯先公园云台山上创建了藏书楼。藏书楼题名为“绍宗国学藏书楼”，以示有志继承和恢复文宗阁之意。绍宗国学藏书楼落成后，吴寄尘又将自己的20000余册藏书捐给绍宗国学藏书楼，成为藏书楼中第一批入藏的图书。以后，绍宗国学藏书楼成为江南有名的公益性藏书楼，吴寄尘功劳最大。由于吴寄尘的建藏书楼义举，在镇江人的心目中，他的学者形象根深蒂固。但他作为民国期间一个实业家的形象，反而渐渐地淡去。

吴寄尘(1873～1935年)，又名兆曾，字缙云，别号咏秋。他的生活道路不平坦，5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从小开始树立独立的意识。到了中年，由于个人参与的社会实践多，已经在各方面比较成熟，渐渐为社会知晓。后来，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鉴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政治改革无望，就把精力投入兴办实业和教育。吴寄尘敬佩张謇的为人，去了南通，协助张謇创办南通大生纱厂，成为他器重的主要助手之一。

张謇任用吴寄尘担任大生驻沪事务所(前身为大生沪账房)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大生驻沪事务所在整个大生集团中，起到了“神经中枢”的作用。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叫大生沪账房，在1897年冬天大生筹办时已设立，地址在在沪董事潘鹤琴供职的广丰洋行内，负责采办物料、购运原料、安排往来人员食宿等事务，也是张謇在上海的落脚点和对外联络处。

后来，由于上海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生驻沪事务所几乎成了大生集团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驻沪事务所最早的负责人是林兰荪，开始叫坐号（或叫坐办），后来叫所长，非常精明能干。吴寄尘是林兰荪的外甥，跟在他的身边，得到他的指导，很快在业务上展露出才华，为同行所尊敬。在林兰荪过世后，自然就由吴寄尘继续担任这一重要的职务。

随着大生集团的不断扩张，大生驻沪事务所原有的规模已不堪重负。到了1918年，大生驻沪事务所开始在上海九江路买地，准备兴建独立的办公场所。1920年，大生集团为驻沪事务所花了18万两巨资建起一幢四层的西式建筑，名叫“南通大厦”。当时盛况空前，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除了有名的“南四行”“北四行”，送来空白往来摺的钱庄最多时就有105家，任由大生透支，不立透支契约、不限透支数额、不用银钱业支票，只用自己划条。

吴寄尘掌门大生驻沪事务所后，理财手法灵活多样，为大生集团的营销注入了活力。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大生曾一次借款给英商汇丰银行一千万两，借给日商正金银行五百万两。同乡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曾得到吴寄尘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帮助，集团总裁张謇成为上海商业银行董事会的成员。

1918年，中国棉纺行业的第一个社会团体“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沪上13家纱厂全部参会，选举张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为会长，聂云台（曾国藩的外孙，母亲是曾国藩小女儿曾纪芬，时为上海滩名流，创办多家棉纺企业）为副会长，薛文泰、吴寄尘、刘柏森、杨翰西、徐静仁为董事。此时的吴寄尘在实业界已经成为知名人士。

随着大生纺织企业的发展，1917年，张謇兄弟和吴寄尘、徐静仁等发起在通沪两地建立大储堆栈的动议。他们首先在南通唐家闸成立了大储一栈打包公司，经营储运兼打包业务。随着业务的发展，储存棉花占用的资金由每年数十万两增加到100万两以上，1919年达到233.57万两。大储堆栈除了保证大生集团全年的原料供应外，还将原棉加工、打包出售，从中获取利润，最佳时，在企业的总利润中占19.04％。

在十多年中，吴寄尘配合张謇共谋大生发展,，两人在共同的事业中亲密合作，肝胆相照，结成同甘苦、共患难的忘年之交，在大生集团发展史上谱写了一段充满时代精神与人格魅力的友谊佳话。1926年张謇病逝，由吴寄尘为之作墓志，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1928年，张孝若根据其父张謇的遗愿，把当时的南通医科大学、南通农科大学、南通纺织大学合并组建成南通大学。依照当时私立学校条例，由校方聘请校董组成校董会来计议全校重大事务。南通大学14名校董均为显赫一时的社会名流，他们是：李煜瀛、于右任、李宗仁、褚民谊、秦汾、何玉书、钱永铭、张轶欧、许璇、荣宗敬、周威、徐肇均、张孝若、吴寄尘。

张謇去世后，吴寄尘仍然为大生尽忠职守，张孝若在写给朱中道的信中明确表示：“实业有吴寄尘、江知源二兄协助伯父主持，亦称得人。二君均忠事吾父患难不去者。”后来，吴寄尘劳累过度，才回到镇江养病。

编辑 ：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