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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见证:科学规划 引领中国公路历史性跨越

2018-11-21 14:18 中国交通新闻网  

“我小点声儿念,声音大了会激动。”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周海涛拿起《“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手稿,翻到最后一页,缓缓读道,“在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近3年的工作中,我们反复研究,尽可能把‘三主一支持’长远规划设想研究深、分析透,向部党组提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然而,当我们即将写完这份报告的现在,仍然感到有很多问题没做深、未想透,对此我们深感不安……”

读到这,周海涛停住了,双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他很清楚地记得规划方案定稿的那个晚上,大家煮了些鸡蛋,蘸着辣椒酱当夜宵,当他写完最后这段话时,天已经亮了。

令周海涛动容的珍贵手稿,有59页,已经卷边泛黄。他告诉记者,《“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是我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首次运用系统的规划理论方法规划这么大规模的公路干线,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对一个30年的规划,我们曾担心这样的判断和结论是不是正确。如果规划结论不正确,对我国公路交通的发展,是大罪过。”周海涛欣慰地说,“现在看来,这颗心终于落定了。”

回溯历史,这部规划的研究由来已久。1956年,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专家启动了新中国第一个公路规划草案的研究;1981年,国家计委、经委和交通部发布《关于划定国家干线公路网的通知》,划定约10.9万公里的国家干线公路(即国道网);1984年年底,国务院出台了征收车辆购置附加费、提高养路费收费费率和实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三项政策,让公路建设资金有了新渠道;1990年12月,《“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通过交通部审查,并于1992年得到国务院认可。

要不要修汽车专用路引发全国大讨论

“那时公路上不仅有汽车,还有马车、牛车和手推车。汽车速度稍微快一点就可能撞上路口横穿过来的非机动车,经常发生事故。”周海涛介绍,当时的国道网中,一、二级公路的比重非常低,短途的地方交通流和跨省际、跨城际的中长途交通流,往往都拥挤在同一条路上。1980年到1985年,国家在改扩建二级公路上下了很多功夫,有些地方甚至修成了路基宽18米、路面宽15米的“超二级公路”。

然而,路虽然宽了,但由于各种交通工具混行,事故多,效率并没有提高。上世纪80年代,全国汽车平均运行时速为30公里,干线公路汽车平均运行时速也只有37公里。

为此,进行《“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研究时,借鉴美国州际公路、日本等国汽车专用公路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建设快速公路系统,即建设汽车专用公路系统。

“那时候,人们对建设高速公路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周海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只有400多万辆,平均每公里公路上只有4辆车。1989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专辟版面进行交通发展大讨论。对于建设高速公路,很多人都持反对意见,认为以目前汽车保有量,建设高速公路是奢侈和浪费。直到1989年7月,在沈阳召开的全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现场会上,时任国务委员邹家华指出,高速公路建设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

事实证明,交通先行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交通运输行业是先导性、基础性行业不是一句套话,而是被历史证明过的发展规律。

抓住3万公里国道主干线这个牛鼻子

要修的路很多,但资金有限,今后交通和经济如何发展,哪些路要优先重点修,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3年研究,我们的结论是,约3万公里左右的主要国道,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建设重点。”周海涛说,这3万公里的国道主干线,连接了当时全国所有的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93%的50万人口的城市。并且,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城市和产业系统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近百年来,虽然我国城市的发展重心在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之间有些变化,但发展的空间格局基本没变。这就是说,把握住了城市发展规律,就把握住了今后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空间发展规律。

“解决了3万公里的国道主干线交通问题,就等于解决了沿线相关的我国主要城市和主要产业的发展问题。”周海涛说,现在看来,近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证明了当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让人欣慰。

据周海涛介绍,《“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有三个特点。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把握住城市和产业发展趋势,在路网节点和线路选择上,选择了交通量较大、沿线覆盖人口比较多、沿线工业产值比较高的城市和线路。

二是规划出了我国公路网的主骨架。抓住了建设连接大城市、大区域之间快速通道的核心问题,规划的公路都是最重要、最繁忙的通道。

三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公路混合交通状况,确定了规划建设专供汽车行驶为主的高等级公路,找到了汽车专用公路这一解决混合交通问题的主要途径。

随着《“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的进一步推进实施,我国高速公路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七五”期间建成高速公路522公里;“八五”期间建成1600多公里;“九五”期间建成1.4万多公里;“十五”期间,高速公路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建成2.5万公里;“十一五”期间,总里程达到5.3万公里;“十二五”期间,总里程达到10.8万公里。进入“十三五”期以来,高速公路仍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

亲历交通的历史跨越是一种幸运

“我不仅有幸见证了我国高速公路的跨越发展,还看到了交通科技日新月异的创新。”周海涛说,在担任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期间,我国公路、桥梁、隧道、交通工程领域科技创新硕果累累,其中,我国多项原创技术让他印象深刻。比如桥梁根式基础技术,用树的根须原理,提高了桥梁桩基础的承载力;同向回转的斜拉桥体系,从理论上解决混凝土塔的开裂问题;“温拌沥青”技术不仅减少了大量排放,还延长了低温地区公路施工工期……

“改革开放40年,我作为百姓的一员和交通运输行业的一员都是幸运的。”周海涛说,“作为百姓的一员我是幸运的,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让出行越来越方便,从跋山涉水到一路坦途,生活的幸福感更强了。作为交通运输行业一员我也是幸运的,能够亲身经历交通运输行业实现‘瓶颈制约、初步缓解、基本适应’的历史跨越,能够亲手为这个历史跨越做一点贡献,我由衷地感到幸运,也由衷地感到自豪。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样的历史机遇,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广阔的舞台上,为交通运输发展尽力。”

来源:中国交通新闻网

编辑:赵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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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点声儿念,声音大了会激动。”交通运输部原总工程师周海涛拿起《“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手稿,翻到最后一页,缓缓读道,“在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近3年的工作中,我们反复研究,尽可能把‘三主一支持’长远规划设想研究深、分析透,向部党组提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然而,当我们即将写完这份报告的现在,仍然感到有很多问题没做深、未想透,对此我们深感不安……”

读到这,周海涛停住了,双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他很清楚地记得规划方案定稿的那个晚上,大家煮了些鸡蛋,蘸着辣椒酱当夜宵,当他写完最后这段话时,天已经亮了。

令周海涛动容的珍贵手稿,有59页,已经卷边泛黄。他告诉记者,《“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是我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首次运用系统的规划理论方法规划这么大规模的公路干线,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对一个30年的规划,我们曾担心这样的判断和结论是不是正确。如果规划结论不正确,对我国公路交通的发展,是大罪过。”周海涛欣慰地说,“现在看来,这颗心终于落定了。”

回溯历史,这部规划的研究由来已久。1956年,交通部公路总局组织专家启动了新中国第一个公路规划草案的研究;1981年,国家计委、经委和交通部发布《关于划定国家干线公路网的通知》,划定约10.9万公里的国家干线公路(即国道网);1984年年底,国务院出台了征收车辆购置附加费、提高养路费收费费率和实行贷款修路收费还贷三项政策,让公路建设资金有了新渠道;1990年12月,《“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通过交通部审查,并于1992年得到国务院认可。

要不要修汽车专用路引发全国大讨论

“那时公路上不仅有汽车,还有马车、牛车和手推车。汽车速度稍微快一点就可能撞上路口横穿过来的非机动车,经常发生事故。”周海涛介绍,当时的国道网中,一、二级公路的比重非常低,短途的地方交通流和跨省际、跨城际的中长途交通流,往往都拥挤在同一条路上。1980年到1985年,国家在改扩建二级公路上下了很多功夫,有些地方甚至修成了路基宽18米、路面宽15米的“超二级公路”。

然而,路虽然宽了,但由于各种交通工具混行,事故多,效率并没有提高。上世纪80年代,全国汽车平均运行时速为30公里,干线公路汽车平均运行时速也只有37公里。

为此,进行《“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研究时,借鉴美国州际公路、日本等国汽车专用公路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建设快速公路系统,即建设汽车专用公路系统。

“那时候,人们对建设高速公路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周海涛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只有400多万辆,平均每公里公路上只有4辆车。1989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专辟版面进行交通发展大讨论。对于建设高速公路,很多人都持反对意见,认为以目前汽车保有量,建设高速公路是奢侈和浪费。直到1989年7月,在沈阳召开的全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现场会上,时任国务委员邹家华指出,高速公路建设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

事实证明,交通先行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交通运输行业是先导性、基础性行业不是一句套话,而是被历史证明过的发展规律。

抓住3万公里国道主干线这个牛鼻子

要修的路很多,但资金有限,今后交通和经济如何发展,哪些路要优先重点修,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面临的最大挑战。

“经过3年研究,我们的结论是,约3万公里左右的主要国道,是今后一段时间的建设重点。”周海涛说,这3万公里的国道主干线,连接了当时全国所有的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93%的50万人口的城市。并且,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城市和产业系统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近百年来,虽然我国城市的发展重心在内陆城市和沿海城市之间有些变化,但发展的空间格局基本没变。这就是说,把握住了城市发展规律,就把握住了今后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发展空间发展规律。

“解决了3万公里的国道主干线交通问题,就等于解决了沿线相关的我国主要城市和主要产业的发展问题。”周海涛说,现在看来,近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证明了当时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让人欣慰。

据周海涛介绍,《“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有三个特点。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把握住城市和产业发展趋势,在路网节点和线路选择上,选择了交通量较大、沿线覆盖人口比较多、沿线工业产值比较高的城市和线路。

二是规划出了我国公路网的主骨架。抓住了建设连接大城市、大区域之间快速通道的核心问题,规划的公路都是最重要、最繁忙的通道。

三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公路混合交通状况,确定了规划建设专供汽车行驶为主的高等级公路,找到了汽车专用公路这一解决混合交通问题的主要途径。

随着《“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规划》的进一步推进实施,我国高速公路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七五”期间建成高速公路522公里;“八五”期间建成1600多公里;“九五”期间建成1.4万多公里;“十五”期间,高速公路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建成2.5万公里;“十一五”期间,总里程达到5.3万公里;“十二五”期间,总里程达到10.8万公里。进入“十三五”期以来,高速公路仍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

亲历交通的历史跨越是一种幸运

“我不仅有幸见证了我国高速公路的跨越发展,还看到了交通科技日新月异的创新。”周海涛说,在担任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期间,我国公路、桥梁、隧道、交通工程领域科技创新硕果累累,其中,我国多项原创技术让他印象深刻。比如桥梁根式基础技术,用树的根须原理,提高了桥梁桩基础的承载力;同向回转的斜拉桥体系,从理论上解决混凝土塔的开裂问题;“温拌沥青”技术不仅减少了大量排放,还延长了低温地区公路施工工期……

“改革开放40年,我作为百姓的一员和交通运输行业的一员都是幸运的。”周海涛说,“作为百姓的一员我是幸运的,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让出行越来越方便,从跋山涉水到一路坦途,生活的幸福感更强了。作为交通运输行业一员我也是幸运的,能够亲身经历交通运输行业实现‘瓶颈制约、初步缓解、基本适应’的历史跨越,能够亲手为这个历史跨越做一点贡献,我由衷地感到幸运,也由衷地感到自豪。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样的历史机遇,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广阔的舞台上,为交通运输发展尽力。”

来源:中国交通新闻网

编辑:赵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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