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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远足 | 奥兹笔下的爱与黑暗 ——走读在文学大师的故乡

2023-08-11 00:14 今日镇江  

□ 范德平

最先知道特拉维夫,是在奥兹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奥兹的一家,每个星期三下午会在一家小药房和特拉维夫通电话,奥兹的姨妈家住在那里。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在奥兹的眼中,特拉维夫既是一个使人咨嗟的遥远童话,又有一个具有特殊魔力的名字。

他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青色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

它的日光迥别于耶路撒冷,连万有引力也不同,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而耶路撒冷则步履蹒跚。

奥兹所描述的是二战结束不久的事,70多年过去了,当我抵达这方水土时,依旧能感觉到他笔下的这两个城市的状态。

首次捧读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在10多年前。彼时,我和老同事朱宏瑗参加中国媒体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时代周刊》《洛杉矶时报》等媒体中的“四大金刚”。

在北京,全体团员关在《人民日报》社集训,去机场前,我们抽空去了趟王府井书店,朱宏瑗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告诉我,书架上有我编绘的《报刊图酷》在售,我却在外国文学专柜中意外发现了刚刚上架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当即购下并带着它绕着地球飞了大半圈,那趟旅行多亏有了“奥兹”这个伴,帮我打发了飞机上的无聊时光,并在爱与黑暗中穿行了一番。

《爱与黑暗的故事》以小见大,从家庭洞悉世界和社会,是一部理解中东大地动荡之源最好的小说。奥兹自己说过: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听我用两个以上的词来形容,那就请你读我的书。

奥兹通过描写父母、祖父母两代人的经历,重现了祖辈的东欧世界,对已经逝去的犹太世界吟诵了一曲挽歌。

奥兹12岁时,他典雅而文艺的母亲因病对现实生活的极度失望,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悲痛瞬时之间将他席卷,这件事令人唏嘘,也成为他最刻骨铭心的个人经历。奥兹写道:“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的解释。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下……现在她不要我了,但我永远不会抛弃她。”

他写《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目的似乎是在揭示一个谜:怜我怜卿的两个好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

戏剧界有句名言:悲剧分两种。一种是莎士比亚式的,到最后,舞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一种是契诃夫式的,谁都没有死,但所有的人都是不快乐的、痛苦的、幻灭的、悲哀的。奥兹笔下的悲剧则是另一个怪诞的方程式——好和好相加并不等于好。三种悲剧泪点高低不同。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真实远大于虚构,有人干脆把它称为回忆录。在小说中,奥兹的笔多线并行游刃有余,纪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糅合在一起,他把虚实相生、奇妙繁复埋伏在身体里的故事一个个娓娓道来。

小说中的几件童年往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三岁时,他曾在一家服装店走失,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和身上气味如同父亲,令他感到亲切与依恋;八岁时,他去一家阿拉伯富商家做客,不小心误伤了富商家的一个孩子,虽然没受到太大责罚,但令他良心难安——某种意义上也成为犹太人的寓言式心理。尽管这些小事发生在两国交恶之前,但情感并不说谎,记忆不会褪色。奥兹后来一直关心那些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他说:以巴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有的词语说他是“以色列的叛徒”。

有的词语说他是“以色列的良心”。

纪实性远不止如此,他还真实记录了与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格农的交往。奥兹小时候曾随父母到阿格农府上拜访,阿格农的住宅坐落在柏树环抱的一个花园里,它背向街道而建,仿佛把脸藏在了花园里。他们通过掩映在柏木中的大门走进,沿屋旁一条铺设的小径行走,攀上四五级黑灰相间的台阶,走进阿格农先生飘着淡淡咖啡和奶油茶点气味的书房,与阿格农先生交谈。

多年后,奥兹要到大学学文学。他鼓足勇气提着心,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阿格农夫人不耐烦地说:“可是阿格农不在家。”她总是这样答复前来抢劫夫君宝贵时间的人。女主人善意的谎言很快露了马脚,阿格农先生就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袖无领无扣的套头衫,向奥兹打招呼。

1965年春天,奥兹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问世,他战战兢兢送给阿格农先生一本,并在扉页上签名。阿格农知道奥兹就是当年那个妈妈弃他而去,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的可怜孩子,并给奥兹写了封回信,措辞声气相通山钟互应。

奥兹承认从阿格农那里所学到的东西,在创作中产生了回响,但同时他觉得阿格农伯伯也并不是高不可攀,而一直尝试着摆脱阿格农的影子。这些都是在奥兹的日记中能找到的内容。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两位大文豪和而不同的秉性。

《爱与黑暗的故事》付梓于2002年,短短五年就被翻译成49种文字。奥兹在为中文版作序时说,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希望此书能够对以色列人—中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层次谈话而尽一点绵薄之力。

编辑:朱超

审核: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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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德平

最先知道特拉维夫,是在奥兹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里。奥兹的一家,每个星期三下午会在一家小药房和特拉维夫通电话,奥兹的姨妈家住在那里。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在奥兹的眼中,特拉维夫既是一个使人咨嗟的遥远童话,又有一个具有特殊魔力的名字。

他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青色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

它的日光迥别于耶路撒冷,连万有引力也不同,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而耶路撒冷则步履蹒跚。

奥兹所描述的是二战结束不久的事,70多年过去了,当我抵达这方水土时,依旧能感觉到他笔下的这两个城市的状态。

首次捧读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在10多年前。彼时,我和老同事朱宏瑗参加中国媒体代表团,去美国访问《时代周刊》《洛杉矶时报》等媒体中的“四大金刚”。

在北京,全体团员关在《人民日报》社集训,去机场前,我们抽空去了趟王府井书店,朱宏瑗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告诉我,书架上有我编绘的《报刊图酷》在售,我却在外国文学专柜中意外发现了刚刚上架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当即购下并带着它绕着地球飞了大半圈,那趟旅行多亏有了“奥兹”这个伴,帮我打发了飞机上的无聊时光,并在爱与黑暗中穿行了一番。

《爱与黑暗的故事》以小见大,从家庭洞悉世界和社会,是一部理解中东大地动荡之源最好的小说。奥兹自己说过:假如你一定要我用一个词形容我书中所有的故事,我会说:家庭。要是你允许我用两个词形容,我会说:不幸的家庭。要是你耐住性子听我用两个以上的词来形容,那就请你读我的书。

奥兹通过描写父母、祖父母两代人的经历,重现了祖辈的东欧世界,对已经逝去的犹太世界吟诵了一曲挽歌。

奥兹12岁时,他典雅而文艺的母亲因病对现实生活的极度失望,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悲痛瞬时之间将他席卷,这件事令人唏嘘,也成为他最刻骨铭心的个人经历。奥兹写道:“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的解释。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下……现在她不要我了,但我永远不会抛弃她。”

他写《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目的似乎是在揭示一个谜:怜我怜卿的两个好人——他的父亲和母亲——怎么一同酿造了一场悲剧?

戏剧界有句名言:悲剧分两种。一种是莎士比亚式的,到最后,舞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一种是契诃夫式的,谁都没有死,但所有的人都是不快乐的、痛苦的、幻灭的、悲哀的。奥兹笔下的悲剧则是另一个怪诞的方程式——好和好相加并不等于好。三种悲剧泪点高低不同。

《爱与黑暗的故事》是一部自传体小说,真实远大于虚构,有人干脆把它称为回忆录。在小说中,奥兹的笔多线并行游刃有余,纪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糅合在一起,他把虚实相生、奇妙繁复埋伏在身体里的故事一个个娓娓道来。

小说中的几件童年往事,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三岁时,他曾在一家服装店走失,困在一间黑漆漆的储藏室里,是一名阿拉伯工友救了他,工友的和蔼和身上气味如同父亲,令他感到亲切与依恋;八岁时,他去一家阿拉伯富商家做客,不小心误伤了富商家的一个孩子,虽然没受到太大责罚,但令他良心难安——某种意义上也成为犹太人的寓言式心理。尽管这些小事发生在两国交恶之前,但情感并不说谎,记忆不会褪色。奥兹后来一直关心那些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他说:以巴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有的词语说他是“以色列的叛徒”。

有的词语说他是“以色列的良心”。

纪实性远不止如此,他还真实记录了与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格农的交往。奥兹小时候曾随父母到阿格农府上拜访,阿格农的住宅坐落在柏树环抱的一个花园里,它背向街道而建,仿佛把脸藏在了花园里。他们通过掩映在柏木中的大门走进,沿屋旁一条铺设的小径行走,攀上四五级黑灰相间的台阶,走进阿格农先生飘着淡淡咖啡和奶油茶点气味的书房,与阿格农先生交谈。

多年后,奥兹要到大学学文学。他鼓足勇气提着心,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阿格农夫人不耐烦地说:“可是阿格农不在家。”她总是这样答复前来抢劫夫君宝贵时间的人。女主人善意的谎言很快露了马脚,阿格农先生就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袖无领无扣的套头衫,向奥兹打招呼。

1965年春天,奥兹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问世,他战战兢兢送给阿格农先生一本,并在扉页上签名。阿格农知道奥兹就是当年那个妈妈弃他而去,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的可怜孩子,并给奥兹写了封回信,措辞声气相通山钟互应。

奥兹承认从阿格农那里所学到的东西,在创作中产生了回响,但同时他觉得阿格农伯伯也并不是高不可攀,而一直尝试着摆脱阿格农的影子。这些都是在奥兹的日记中能找到的内容。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两位大文豪和而不同的秉性。

《爱与黑暗的故事》付梓于2002年,短短五年就被翻译成49种文字。奥兹在为中文版作序时说,中国和以色列位于亚洲大陆的两端,代表着两种古老而深邃的文明,拥有许多共同之处,相互之间应该进一步加强了解。希望此书能够对以色列人—中国人之间进行的一场深层次谈话而尽一点绵薄之力。

编辑:朱超

审核: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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