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德平

樱花盛开至靡尽，苍白一如自杀者的面孔，大阪街上助阵竞选车队喝道，手持电喇叭“叽里呱啦”的噪音，简直就是尖锐的金属在玻璃上划动的声响，尖利刺耳钻心，搞得人五心烦躁。幸好有几只喜鹊飞到公寓的窗前，叽叽喳喳一阵，稍使我精神上得到些微平衡。

——电话响了。果然有好事，我说呢那鸟叫。

是涩谷先生从仙台打来的。他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他说在靖国神社供奉战犯是很糟糕的。中日两国间许多友好城市结对，都是他牵线当的“红娘”。不过，他也是个酒鬼，好豪饮。我也是个贪杯的人，他喜欢与我对酌。两人酒杯一端，不由分说他一杯我一杯，一杯复一杯，莫逆于心，遂成好友。“和范桑一起饮酒如同欢庆酒的节日。”这是他的原话。

我给涩谷先生写过几幅书法，内容全都是酒。一幅斗方是：今日有酒。另外有四句话：酒是生命的试金石。酒是身体的清道夫。酒是人生的放大镜。酒是最好的医生。写成了四条屏立轴。前面三句话是我的，后面一句是他的。在此有必要告诫诸位，这书法上的妄拟之言都是极端个人化的，是我们好酒人的一面之词，一句句都不见得是对的。万勿轻信了！酒喝高了，肯定有碍身心健康。

涩谷先生要我去松山，为他的一位朋友去写几幅书法。这来电让我喜出望外，松山是日本文学的一方圣地，也是我心仪已久并一直想前往探访的。

100多年前，那个家住松山叫正冈子规的人，写出的俳句、短歌反传统而行之，摈弃风花雪月的小情调，把现实糅进其中，让俳句成为现今仍十分流行的最短的诗歌。《我是猫》作者夏目漱石也曾应正冈子规之邀在松山任教。上世纪40年代，他们在松山的活动，被文学家司马辽太郎写进了倾向有点问题的小说《坂上的云》。松山素有“文学之城”雅号，不过尤其让我上心的是：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故乡大濑村就在松山附近的内子町。

大阪有大巴直达松山，但路上要开六个小时。松山也有机场，最终还是订了机票，乘坐德·哈维兰三十六乘的支线小飞机飞过去的。

这位松山的友人叫秋津，为他搦管泼墨后，我们去了日本最美丽的原始城堡松山城，是乘晃晃悠悠的吊椅索道上去的，下了山去石手寺祈福。晚上他带我去一风堂料理店小酌，席间，秋津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中国明代的红木印奁，要送给我。

他说：“权当润笔，莫嫌简薄。请收下吧！”这等精致印奁真是难得一见，可以抽动奁盖镌有“岁寒三友”松竹梅浮雕，工穷剞劂栩栩如生，印奁的一侧有段落款，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漫漶，惟有“沈兼制”三字尚能辨识。它的大小倒是能正好装进我的闲章和款章，但是个稀罕物，断断不能要，我还是婉言谢却了秋津的美意。

酒过三巡。趁着酒兴，我问秋津，能否带我去大濑？他脱口而出：“是吗？”好一阵，没下文。正当我纳罕的片刻，他来了个大喘气，接着说：“当然。”说完他提议为即将成行的探访大濑举杯，他对我说要喝三个“一气！”我知道日本喝酒的规矩，说干杯，可以随意喝一点，说一气，就必须一口气喝完。虽说我身体里已然有了酩酊之感，我还是果断附议，一气！一气！一气！连灌了三杯。那场酒，彼此喝到了口齿绵缠眼眉饧涩的境地。

说到日本作家，中国读者熟稔的有川端康成、村上春树、渡边淳一、芥川龙之介等，至于大江健三郎，我裁度中国读者十有八九，当时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人，更不要说作品了。这不能咎责于读者，听搞出版的张小波说过，在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中国大陆仅仅出过他访华时的一篇文章《新的希望的声音》和三个短篇——《突然变成哑巴》《空中怪物阿贵》《饲育》。大江其实是高产作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以《奇妙的工作》登上文坛，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创作了近百部长短篇小说。

1995年以后，中国出版界才如梦初醒，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其中包括《个人的体验》《广岛札记》《生的定义》《死者的奢华》《性的人》《我们的时代》等作品。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同时代的游戏》《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青年的污名》《人的性世界》《日常生活的冒险》在内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不一时，中国出版界掀起了“大江健三郎热”。一批研究者也一哄而上，扎堆做起了大江的选题。倒是王琢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人·存在·历史·文学——大江健三郎小说论纲》一文，可以见证这前后的“冰火两重天”。

就像写作的人相信笔。大江的笔有敏锐的知性，笔下活着一片希望。这支笔关注现实人生、控诉世间忤逆。这支笔如一柄剑，敢于刺向黑暗的最深处。

显而易见，大江的作品带有政治的影子，对此大江并不忌讳。他也善于用文章对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发表见解，他对天皇制的批判、对核武器的反对，赢得了中国读者的尊敬。上世纪60年代，他为“日美安保”感到羞惭而惶恐，置日本权贵的压力于不顾，他逆风执炬在北京的电台里发表讲话，呼吁声援日本的抗议活动，不如此，他便不能安心。那次来中国，大江有幸与毛主席、周总理晤面，还得以与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和赵树理等同道中人促膝畅聊。

编辑：缪小兵

审核：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