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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经济优势

2020-10-11 17:26

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经济优势

——专家建言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光明日报记者 邱玥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促进经济长远更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如何把握双循环的内涵要义,确保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10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建设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业界权威专家齐聚一堂,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献计献策。

坚持创新驱动,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首先发言。他认为,我国走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道路,不仅是因为脱钩倒逼或疫情下的产业链困局倒逼,而且是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为此,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尤其要弥补创新的薄弱环节;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建设产业互联网;还要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方面是技术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既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需要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全面创新制度和体制机制,以持续释放的改革红利,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说,过去,我国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但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一些缺陷,包括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这就要求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增长型经济,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内需潜力,才能最终迈向高收入国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双循环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珠海市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长李晓表示,“只有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在严峻的新形势下真正发挥国内和国际循环效果,什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我认为不单是准入门槛式的开放,更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设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市场规则制度体系。”

李晓说,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之一,在于调整区域合作的思路。通过高水平市场化经济发展,提升我国同区域化市场规则的兼容性,减少抑制性,这样才能使中国真正参与到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当中,为高水平内循环提供动力。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刘伟指出,面临疫情冲击后一系列新的变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以“一带一路”为重要支撑。他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与以往国际产业转移不同。以往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发达国家主导并占据高端的全球价值链,转移过程本身也是发展差距拉大的过程;“一带一路”建设则是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倡议推动,共商共建共享,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进而构建新型互利互惠的国际循环体系,实现中国与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优势互补。

“双循环的提出采用的是大国开放经济的视角。”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看来,未来,中国的高水平开放要立足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同时,建立一个系统性全球价值链防控体系,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化解等;此外,立足大国开放模式,加大关键产品进口,从而进一步增强主要经济体对我国贸易依存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则建议,中国需要推进亚洲经济贸易体系的深度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通过自主开放内循环最终实现亚洲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亮出观点: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超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体系和内需市场优势,立足国内生产和消费两个大市场优势,逐步构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进一步巩固我国已有产业优势,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基础高级化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张辉说,从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来看,顺畅的国内大循环,立足国内巨大市场,有利于生产的工艺增进、品牌提升;贯通的国际大循环,有利于生产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产品创新。二者相得益彰,其中国内大循环对形成核心技术优势和渠道优势等更为重要,也对我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更为关键。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从实现“六稳”“六保”的角度来看,当前要继续促进经济双循环良性互动,助力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对此,他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支持更加全面的经济复苏,稳定市场预期;二是保持稳外贸政策支持力度,用好用足信贷政策,进一步降低跨境交易的成本,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贸易新业态的发展等;三是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提高财政金融服务效率,加快推进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消除地区保护主义,消除区域贸易壁垒;四是市场主体进一步增强汇率风险中性意识,管理好汇率敞口,从宏观微观层面降低货币错配风险,更好享受汇率灵活和金融开放带来的好处。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1日 03版)

编辑: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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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塑我国经济优势

——专家建言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光明日报记者 邱玥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促进经济长远更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如何把握双循环的内涵要义,确保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10月1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建设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业界权威专家齐聚一堂,为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献计献策。

坚持创新驱动,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首先发言。他认为,我国走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道路,不仅是因为脱钩倒逼或疫情下的产业链困局倒逼,而且是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层次开放的必然路径。为此,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全流程创新链条,尤其要弥补创新的薄弱环节;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建设产业互联网;还要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创新。一方面是技术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既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另一方面是制度创新,需要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全面创新制度和体制机制,以持续释放的改革红利,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说,过去,我国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赶超,但出口导向战略也有一些缺陷,包括易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资依存度过高、经济安全风险大、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巨大、内需亟待开拓等问题。这就要求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增长型经济,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挖掘内需潜力,才能最终迈向高收入国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双循环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珠海市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长李晓表示,“只有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在严峻的新形势下真正发挥国内和国际循环效果,什么是高水平对外开放?我认为不单是准入门槛式的开放,更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建设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市场规则制度体系。”

李晓说,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之一,在于调整区域合作的思路。通过高水平市场化经济发展,提升我国同区域化市场规则的兼容性,减少抑制性,这样才能使中国真正参与到国际经济治理改革当中,为高水平内循环提供动力。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刘伟指出,面临疫情冲击后一系列新的变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促进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以“一带一路”为重要支撑。他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与以往国际产业转移不同。以往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发达国家主导并占据高端的全球价值链,转移过程本身也是发展差距拉大的过程;“一带一路”建设则是由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倡议推动,共商共建共享,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进而构建新型互利互惠的国际循环体系,实现中国与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优势互补。

“双循环的提出采用的是大国开放经济的视角。”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副校长林桂军看来,未来,中国的高水平开放要立足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同时,建立一个系统性全球价值链防控体系,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化解等;此外,立足大国开放模式,加大关键产品进口,从而进一步增强主要经济体对我国贸易依存度。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则建议,中国需要推进亚洲经济贸易体系的深度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通过自主开放内循环最终实现亚洲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亮出观点: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超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体系和内需市场优势,立足国内生产和消费两个大市场优势,逐步构建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进一步巩固我国已有产业优势,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和产业基础高级化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张辉说,从全球价值链治理机制来看,顺畅的国内大循环,立足国内巨大市场,有利于生产的工艺增进、品牌提升;贯通的国际大循环,有利于生产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产品创新。二者相得益彰,其中国内大循环对形成核心技术优势和渠道优势等更为重要,也对我国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更为关键。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认为,从实现“六稳”“六保”的角度来看,当前要继续促进经济双循环良性互动,助力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对此,他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支持更加全面的经济复苏,稳定市场预期;二是保持稳外贸政策支持力度,用好用足信贷政策,进一步降低跨境交易的成本,继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贸易新业态的发展等;三是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提高财政金融服务效率,加快推进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消除地区保护主义,消除区域贸易壁垒;四是市场主体进一步增强汇率风险中性意识,管理好汇率敞口,从宏观微观层面降低货币错配风险,更好享受汇率灵活和金融开放带来的好处。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1日 03版)

编辑: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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