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在武汉长大，虽然现在离得很远，但我的根在那里，武汉的父老乡亲需要我。”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尹震宇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武汉又是重点疫区，牵动着尹震宇的心。为了能回到家乡出一份力，尹震宇多次向上级部门请缨，要求驰援武汉。最终，尹震宇的愿望得以实现，作为厦门援鄂医疗二队的领队，他怀着这颗赤子之心，与队员踏上驰援武汉的征程。
2月9日登机去武汉前在机场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记者采访
网格化垂直管理：快刀斩乱麻
尹震宇所带领的这支厦门援鄂医疗队的任务是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1个重症病区，除了要完成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外，尹震宇还要求自己，把所有队员平安带回厦门。
常言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由于是新型传染病，既往无救治经验，到达武汉后，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对于医疗队员来说，不能算是知彼；并且，很多医疗队员之间互不相识，更谈不上熟悉，因此，连知己也谈不上。尹震宇说：“就拿我来说，在这支医疗队中，我们医院派出了35人，其他队员由另外10家医院组成。我对自己医院的同事都不是十分了解，对其他医院的人，更是陌生。”
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到达武汉后能迅速投入战斗，尹震宇采用了网格化垂直管理的形式，对这支医疗队进行管理。尹震宇首先建立了包括所有队员的微信群，并从每家医院中选出一名高年资医护人员作为负责人，通过该负责人了解所有队员的情况。同时，尹震宇成立了前线指挥部，该指挥部由年资高、经验丰富的7名专家和11家医院选出的负责人构成，这样就组成了网格化垂直管理的架构，以便信息能够逐级逐层及时传递。
然而，尹震宇所带领的医疗队所面临的困难还远不止这些。他介绍，医疗队中，还有3家民营医院和专科医院（儿童医院、精神专科医院和妇幼保健机构），其医护人员对重症疾病的救治经验相对不丰富。另外，队员中有40%以上是“90后”，他们的心理承受度、抗压能力及技术相对欠缺。还有，95%以上的队员没有传染病救治的经验，也未经过相关培训，有的甚至连穿脱防护服都不会，从而增加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尹震宇靠的还是网格化垂直管理。据介绍，该医疗队采取老带新的形式，以经验丰富、年资高的专家带年轻的、技术不熟的队员，组成若干个小组，这些小组轮流进入病房开展工作，一方面提高了年轻医生和经验不足医生的救治能力，另一方面加快了医疗队员之间的融合及对病区环境的熟悉，可以更高效地开展救治工作。尹震宇说：“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医疗队工作起来就像一团乱麻，但我的性格就是快刀斩乱麻，将网格化垂直管理作为这把快刀，果然没过多久，这些乱麻，即所谓的困难，就被斩断了。”
MDT精准施治：交出满意答卷
据介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由6省9市的17支医疗队接管，对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尹震宇带领的医疗队，负责其中1个重症病区的50张床。从2月10日开始进入病区，到3月31日撤离武汉，尹震宇所在的病区共收治142名患者，其中128人痊愈出院，因其他疾病转院12人，只是在最初的12小时有两位入院的危重症患者死亡，救回危重患者13人，在整个光谷院区，该医疗队收治的患者数和痊愈出院数是最多的，可谓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能够取得如此的成绩，让很多人不解，一个肝胆外科专业出身的尹震宇，为何在传染病的救治上也取得成功？对此，尹震宇是这样解释的：“第一，我是有着26年党龄的老党员，政治素质过硬，驰援武汉理所应当；第二，我是武汉人，武汉有难，我必须回去；第三，2003年，我经历过抗击‘非典’，有着丰富的应对传染病疫情的经验；第四，作为分管医疗的副院长，前期我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是我主导推出的；第五，由于分管医疗，我对医疗工作的管理及制度非常了解，正好可在光谷院区的救治中发挥作用。”
完成援汉任务后，在同济光谷院区抗疫纪念园，每个国家队队长种下一棵桂花书，树下的石碑上刻上队名和队长的名字
此外，尹震宇介绍，新型冠状病毒可通过ACE2受体攻击人体的多脏器，包括肺部、心脏、肝脏、肾脏、胃肠道、神经等，但主要表现在肺部感染造成的肺炎。因此，新冠肺炎的治疗不仅是呼吸科、重症医学科单科作战，而需要多学科的联合救治（MDT），发挥精准施治的作用。“从各省的医疗队组成上看，队员们都来自各学科，并不是单一学科，单我们这支医疗队，就由心内、肾内、呼吸、重症、神外、外科等科室的人员组成。”尹震宇说。
在MDT的精准施治下，该医疗队交出了一份令人欣喜的成绩单。在救治过程中，也有无数的感人事件感动着尹震宇。
尹震宇说：“在医疗队的救治过程中，护理工作尤其重要。就拿我们这支医疗队来说，护士的人数是医生的3倍多。护理工作非常繁重，因为患者会并发心梗、重症胰腺炎、脑梗瘫痪等，这些都给护理工作带来沉重负担。另外，在我们救治的患者中，有些患者的家人都因新冠肺炎而去世，患者因此而处于崩溃边缘。这时，我们的护士不仅要做好常规护理工作，还要想方设法去宽慰患者，缓解患者压力。比如，护士会在防护服上绘画，从而活跃病房气氛，给患者减压，也使得医护患的关系走得很近。”
另外，医疗队中有位队员发生了应激综合征，由于心理问题，进了重症病房就呕吐。为了克服这种状况，该队员在驻地酒店一直穿着防护服，模拟6小时的工作时间，硬是将自己的状态调整了过来。
病房中有一位88岁高龄的患者，入院时肺部完全是白色的，病情危重。护士对这位老人倾心照顾，为其护理、喂饭、心理疏导，终于将老人抢救回来。
“感人事件真是太多了。”尹震宇说。
制度优越：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谈到此次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救治经验时，尹震宇表示，MDT精准施治是关键。由于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损伤是综合性损伤，尤以肺部表现为主，因此应该进行MDT救治。另外，在新冠肺炎的救治中，要关口前移，在疾病进展前就要进行干预，如呼吸不足时要早点用上呼吸支持设备，有潜在感染时要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在重症患者的救治中，要充分认识到营养支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营养状态很差，因此无论是肠内营养还是肠外营养，只有患者的营养跟上去了，才能更好地应对病情。另外，由于目前新冠肺炎治疗还没有突破性药物，救治过程中的MDT还要加入心理干预。
此外，精细化管理在救治过程中也发挥了突出作用。尹震宇介绍，从医疗队到武汉至撤离武汉返回厦门，他都会每晚8点组织前线指挥部的18个核心成员准时开会，对当天所有患者的救治情况、基层党建、医疗队员健康状况、安全防护、物资保障等进行一一盘点讨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绝不将问题留到第二天。
在疫情防控的策略上，尹震宇认为，我国举国体制的制度优越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尹震宇说：“由于新冠肺炎患者中，80%是轻症，20%为重症和危重症，因此，在武汉保卫战中，通过方舱医院将这80%的轻症予以集中隔离治疗，使用普通疗法，将20%的重症和危重症转入定点医院的重症病区，由不同医疗队的专业能力更强的人员进行救治。这种分层管理、分层救治的体制，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表现出了优越性。”
最后，尹震宇说：“我在武汉长大，之前的武汉非常繁华，是九省通衢，而我这次刚到武汉时，看到大街上没有人和车，整个城市像是冰冻了一样，那种凄凉让我感到很心酸。在武汉的这段日子，我也没有和老同学见上一面，仅是通过视频进行了通话。他们和送医疗队撤离的武汉市民们都表达了对我们的感谢，让我感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全国42600多名医务工作者驰援湖北、驰援武汉，取得了‘湖北抗疫、武汉抗疫的决定性成果，全国抗疫的重大战略性成果’，更感到了我国举国体制的优越，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方面是任何其他国家和体制都无法比拟的。”
来源：微信公众号“健康报”
编辑：缪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