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 孟宪威

镇江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文字记载史的历史文化名城。提到镇江最早的地名，相信许多镇江人都能脱口而出：宜。那么3000多年是如何确定的？“宜”的名称是怎样来的？这得从宜侯夨簋的发现说起。

1954年6月，丹徒大港聂家村村民在烟墩山翻地时掘出西周时期青铜器12件，其中一件是宜侯夨簋，是学者们根据文物所携内容命名的，即“宜”是地名，“侯”是官名，“夨”是人名，“簋”是器名。器内底铸铭文12行120余字，可辨认的118字。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最早出现的长篇金文，在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界引起巨大轰动，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著名专家均撰文考证。

经过数年苦心潜研，目前学界的主流认知是：宜侯夨簋记载的是西周康王时期（公元前1020年-公元前996年）的一次徙封活动，“宜”这个诸侯国就在江苏丹徒一带。它为研究西周疆土领域和当时社会的奴隶制、分封制、井田制，以及研究吴文化历史的若干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宜侯夨簋因为对研究吴文化的重要性又被称为“吴国第一铜器”，其铭文中与吴和镇江有关的史料主要有：

1.“虞侯夨”。唐兰先生考证：虞侯夨就是周章，武王时封他为虞侯，康王时改封为宜侯。李学勤先生认为，周章是吴国事实上的首封之君，簋名“虞（吴）公”很可能是他，而夨是周章之子，是辈分相当康王的熊遂。王文清主编的《江苏史纲·古代卷》中说：宜侯夨是周章之弟虞仲后裔虞侯夨改封到吴境内宜地的，其父虞公丁，可能是虞侯虞仲之子。对虞侯夨的身份，专家还有不同的看法，但铭文提及的赏赐级别很高，甚至超过了后来为周室立大功而被封诸侯长（方伯）的晋文公，说明夨不是一般的贵族，而是王室的近族。

2.“侯于宜”。夨由虞侯改封为宜侯，“宜”的地望在哪里，唐兰和郭沫若一致考定在江苏省长江以南的丹徒县一带。中国社科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图”上，今镇江市区东面就标有“宜”的地名。宜的位置与今大港相当，说明大港周边地区是西周时的宜国所在地，已经得到历史地理学界的认定。

3.“锡在宜王人……”康王给宜侯夨的锡民首先是“在宜王人”，即原先生活在宜地的周王朝的人，镇江丹徒曾发现一些带有周文化特色的墓葬，可能就属于这类“在宜王人”的墓葬。其次是“奠七伯”，据李学勤先生的考释，“‘奠’当读为‘甸’，郊外为甸”，至今在谏壁以东还保留有“甸上”“甸下”的古地名。再次是“宜庶人”，即宜地的土著人。在丹徒、谏壁至大港、丁岗沿江一带，吴文化台形遗址分布比较密集，差不多四五公里就有一处，同时还有丁岗断山墩西周时代聚落遗址，现存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说明西周时期这一带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与铭文反映的情景一致。

根据历史资料的综合分析，结合镇江地区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吴文化课题组认为，宜是西周早期在东南地区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也是镇江建置史和城市史的开端。康王南巡封宜侯的时间定在公元前1005年，这是至今唯一有史可考的时间。以此计算，镇江有文字可考的行政建置，到2020年已有三千零二十五年。

宜侯夨簋的出土，使《史记》所载太伯、仲雍“奔荆蛮，自号句吴”的记载有了旁证，也表明镇江地区是吴文化发祥地。据《世本八种》张澍稡集补注本称：“熟移丹徒勾吴”。熟，学者确认是太伯弟仲雍的字；丹徒即镇江地域。《世本》为秦至汉初古籍，是最早指明太伯、仲雍奔吴具体地点的古书。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日本人水泽利忠据南宋庆元本和元版彭寅翁本《史记》而作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皆引《世本》作“孰移丹徒，（号）句（吴）”。唐《图经》中“本泰伯文化，有谦让之风”，唐刘禹锡《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诗中“风俗泰伯余，衣冠永嘉后”，都讲到润州（今镇江）的文化、风俗继承着吴太伯的余绪。《镇江市志》根据史料也认定：“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子泰伯、仲雍南奔至长江中下游，首先到达今丹徒县境内。”

镇江有丰富的吴文化遗存。如多座吴王古墓，200多处吴人古村落，3000多座土墩墓。2007年5月丹阳发现葛城遗址，经专家论证，一致认为是极为重要的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古城遗址。考古发现，在武进以北的宁镇、皖南两地区所发现的铜器多是春秋早期以前的，而常州以南太湖流域出土的铜器主要是春秋中期以后的。太伯、仲雍奔荆蛮，先在宜地聚居，建立句吴，镇江地区应是吴国早期政治、经济中心。后来吴国向太湖地区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时迁都至苏州建立起强大的吴国。

宜文化就是早期的吴文化。现在的大港烟墩山下竖立着宜侯夨簋铭文释义、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块石碑。镇江新区正在着力打造“人在宜地、创享生活”的宜文化，江苏网络作家村已落户新区宜园。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强富美高”新镇江，更是镇江人民的强烈愿望和美好追求。（作者单位：市史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