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们(油画)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周绍纲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其于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宣称：“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在该文中，陈独秀鼓吹新陈代谢不仅是生命更化之理，还是社会进步之道，提出自主、进步、进取、开放、务实和崇尚科学的六大主张，并且断言，倘若不改弦更张，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陈独秀或许未曾料到，《青年杂志》的创刊竟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创办《新青年》

　　早在1904年，26岁的陈独秀便在芜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商定由房秩五负责教育栏，吴守一负责小说栏，其余各栏均由陈独秀一人负责。陈还负责全部排版、校核、印刷、分发、卷封、付邮等。陈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随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次年，该报停刊。十年辗转，陈独秀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次年东渡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该杂志倡言革新，反对专制，提倡共和，反对帝制，但也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即便如此，还是于1915年5月遭到北洋政府的查禁。

　　1915年6月，妻子高君曼患肺病卧床，一家六口等着他来养，陈独秀不得不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的一技之长就是编辑写作，自返国后就积极筹备自办杂志。陈先寻求在上海开亚东书局的挚友汪孟邹支持，“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因汪孟邹的力量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等事项，遂经汪介绍去找当时开办群益书店陈子佩、陈子寿兄弟。陈氏兄弟乐意承担《青年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双方协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9月15日，陈独秀的新刊《青年杂志》得以在上海法租界创刊开张。即日，发表《敬告青年》，论述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国民的觉悟和智能，并表明作者创办《青年杂志》的目的，在于为造就“新青年”。由此可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既有为个人生计考虑的成因，又有改造社会思想的抱负。

　　《新青年》的作者群

　　《青年杂志》首期的作者以陈独秀为主，另有高一涵、汪叔潜、陈蝦、彭导尊、李亦民。其中高一涵具备深厚的西方政治学素养，是《甲寅》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汪叔潜是大学教授，陈蝦是翻译家。这个时候，《青年杂志》继承了《甲寅》月刊的一些风格，同时有新的变化。《甲寅》的目标读者是社会精英，《青年杂志》主打青年市场，前者偏重政治，后者偏重文化。后来章士钊在《甲寅》月刊被查禁后，改办《甲寅》周刊，虽然周刊保留了月刊的学院风格，但后来却逐渐演变成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保守阵地。考察其作者群，就可以看出这点，强大的作者阵容包含蔡元培、梁漱溟、吴承仕、沈钧儒、黄侃、钱基博、陈三立、章太炎、杨树达、叶德辉等。

　　1916年2月，《青年杂志》出到一卷第6号后，因护法战争爆发而停刊。9月，又因上海青年会事件，《青年杂志》正式易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就此对比陈在首期《青年杂志》中《社告》中所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其办刊宗旨有了微妙的变化。改名《新青年》后的第1号，还刊发了李大钊的《青春》一文，其思想内容与陈独秀的《新青年》极为一致，从中可以看出两人的惺惺之情。要知道在陈独秀办《甲寅》时，李大钊还投稿反驳他的观点。这或许意味着，陈独秀在精神上和《甲寅》做切割，不再沾染任何的调和色彩。

　　在《新青年》正是出版的前不久，陈独秀给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回信说：“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胡适曾给《甲寅》投过稿，提出中外文明结合的主张，这与陈独秀认为青年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的看法一致。虽然二人并不相识，但在1915年，陈独秀从汪孟邹口中得知，他有个小同乡，名叫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于是他们就这么联系上了。通信中，胡适谈到文学革命八主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摹仿古人、语言须有个我在，等等。陈独秀刚好在鼓吹文学革命，立即要求胡适写篇更详细的文章。1916年底，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1917年1月，陈独秀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在《新青年》的第2卷5期上。胡适的这篇文章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新的方法，打开了新的眼界，得以彪炳史册。

　　随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宣称“甘冒全国学究之敌”，呼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表示，“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胡适和陈独秀，一个声称改良，一个主张革命。这种措辞的反差，或许反应出胡陈二人不同的性格。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思想，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这本杂志，因此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阅读《新青年》比许多北大学生还要早。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之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转移阵地和文化思想启蒙

　　1917年1月，陈独秀在蔡元培的运作下，来到北京大学接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社随之也迁到了北京箭杆胡同9号，编辑室即住宅。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就职后三天即呈报教育部，两天后就获批准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依托，在蔡元培全力支持下，招聘新派教师。李大钊、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刘文典、杨昌济、王星拱、程演生，先后汇聚到《新青年》，并到北大任教，随后吸收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参加编辑工作。同月，鲁迅寄给在绍兴的周作人十本《青年杂志》，据沈鹏年分析，这十本杂志可能是蔡元培或陈独秀赠与鲁迅的。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标志着白话文运动在文艺方面首先突破，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1919年5月，《新青年》决定重印前5卷。这既是《新青年》销路大开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新青年》真正成为“名刊”的重要标志。这个月初，京师重地，五四运动爆发。在“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口号下，《新青年》的风格亦逐渐产生变化，陆续刊载了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钊的《May Day运动史》和大量劳工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材料，这标志着《新青年》的立场，逐渐地转向了无产阶级。其实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就在新青年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认定“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并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至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是“西化”；二是马列主义。

　　红色《新青年》

　　1920年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盯住，不得不悄悄地潜回上海。陈独秀觉得北京舆论环境恶化，与同人间的分歧亦越来越大，无法按照他的想法实施改革方案，所以决定将杂志重新移回上海。9月1日，陈独秀独自决定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新青年》改组成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机关刊物，成立“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了。这期开篇文章就是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年少气盛的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异议。思想是否投契是彼此结合的基础，这是《新青年》当初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今日分道扬镳的根源。

　　1920年底，陈独秀赶赴广东参加革命，主持教育工作，将《新青年》托付给陈望道。陈望道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望道特地从原居搬到陈独秀寓所，这里后来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机关亦设在这里。《新青年》从第八卷一号至六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北京同人一如既往支持刊物的，只有只有周氏兄弟。《新青年》这时迭遇不幸，第八卷五号编订还没出版就被租界巡捕房查没，并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1921年8月，陈独秀回到上海，谁料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1922年7月，《新青年》休刊。后复办，至1926年7月终刊。

　　《新青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杂志，最早的一份思想启蒙刊物，也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刊物。凝聚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时至今日，尚且没有一本刊物的影响力可与《新青年》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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