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蒋建国

时节如流，岁月不居，又到一年高考季。我是1982年考生，虽然已经过去37年，但当年的高考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往事如烟。

那年高考是在7月份，7月7、8、9三天。魔鬼7月，流火的季节，当时的条件很艰苦，考场不仅没有空调，连电风扇也没有，热得头昏脑涨，真是挥汗拼搏，汗晒考场。记得是从2003年开始高考改成了6月份，就更科学，更人性化了，当然，现在的考场都有空调，温度已不是问题。

当年的高考没有送考陪考的家长，由老师带队住在县招待所，我们都很独立，也少了很多叮嘱和唠叨。

那年的高考也不用2B铅笔，那时还是手工改卷，不是机器阅卷，我记得要用碳素墨水的钢笔答卷。

当年的考场没有监控，那个时代的人似乎单纯、听话、守纪，也很少听说有人作弊。

那是个“一考定终身”的年代。八十年代，国家百废待兴，人才青黄不接，所以国家对人才很重视，那时的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高考录取了就成了国家干部，所以考取大学，感觉像是进了保险箱。那个年代本科毕业是22级，大专毕业量23级，中专毕业是24级。那时是包分配的，工作是有保障的，而且工作单位也是不错的。

复读生多，是那个年代高考的一大特色。预选若过不了，只好再考一年；高考落榜，也只能从头再来，所以转战多个学校补习班，历经两三年高考是常态。我高三所在的班级是东安中学文科班，也是武进县文科高考补习班，那几年东安中学的文科班名气很大，每年都能考上几十名大学生，所以县里把全县接近录取线的高考落榜生集中到东安中学补习。我虽是应届生却有幸进入了这个班级。1981年高中阶段学制改革，由二年制改为三年制，又逢中学布局调整，我原来的村前中学撤销高中部，大部分学生并入了湟里中学，我是就近并入了东安中学，进入了那个有名的文科班。我那个班当年考上了30多人，最好的考上了复旦、南大，当年没考上的，后来通过补习，也陆续考上了。

我们那个班的师资力量很強，政治老师王老师是学校的副校长，数学老师孙老师是教导主任，教学经验都很丰富。地理老师王老师和英语老师戴老师是学校仅有的两个大学生，记得一个毕业于南大地理系，一个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英语系。班主任老师同时教我们语文和历史，他是个传奇人物，从民办老师到公办老师，再到骨干教师、名师，后来当上了校长。听说他能背新华字典，人称“活字典”。

八十年代社会风气尚好，“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振兴中华，匹夫有责”“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一度是校园的主旋律，当时全国正掀起学习中国女排拼搏精神的热潮，勤奋读书蔚然成风，都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学生为搏击高考废寝忘食、挑灯夜战。老师为辅导学生兢兢业业、无私奉献。高三阶段的学习、生活非常艰苦，基本上是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背书，白天是高强度的上课和一轮又轮的复习，晚上是题海大战。那时学习资料很少，主要靠啃书本，以及老师刻钢板油印的习题、试卷。最后都把书本和试卷翻烂了。同学们常常通过互相提问的方法，共同促进，相互提高。夏秋季节教室里蚊子多，我们就穿上高筒雨鞋扎紧裤管。那时，我们都住校，几十个人挤在一大间屋子里，条件非常艰苦，食堂里只是提供蒸饭，没有菜，我们都是从家里带点米和咸菜，蒸一下，基本吃不到荤菜和蔬菜，更不要谈水果、牛奶了。那时学校也没有浴室，没地方洗澡，夏天也只能用冷水擦身。

那年高考录取比率很低，当时形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1982年全国有187万人参加高考，录取32万人，录取比率是17%。看上去好像不低，可实际感觉那时候考上大学的少之又少，因为从1981年开始，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实行了高考预选制度，考生只有通过了预选考试，才能拿到当年高考的“入场券”。大批高中毕业生被提前淘汰出局了，没能进入考场。

当年填报志愿不同于现在，可以说有点“奇葩”——估分报志愿。高考结束后，就发给考生标准答案，估分全靠记忆。那个年代没有大数据，填报志愿基本都听老师安排。估 不准就可能在填报志愿上吃亏甚至与大学失之交臂。我当时估分还比较准，估了420分左右，那一年我考了419分，高出本科分数线9分，考入了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是我们班应届生中考上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我们那个大队那年考取的唯一一个大学生。

我拿到通知书后，独自去乡派出所和粮管所办理了户口和粮油关系迁移手续，自己准备行李，报到那天，不像现在是全家出动，开着汽车送学校，我是独自一人，用扁担挑上行李，我记得一头是箱子，一头是被子，清晨便从家里挑到乡里，坐长途汽车到常州，再从常州火车站乘绿皮火车到镇江，再从轮渡过长江，再到扬州汽车站，到了扬州汽车站，就有接站的老师学生了，大概下午3点多，辗转近10个小时才到学校，从而开启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编辑：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