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向军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张宝艳建议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力度，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的量刑标准，将起刑点从5年调至10年以上，直至死刑，以提高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法律震慑作用。

建议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的量刑标准，强化法律震慑作用，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这是人大代表心系民生、积极履职的体现，是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关心爱护。这建议引起了许多网友的热议点赞，但也有网友甚至提出“人贩一律死刑”的极端观点，这就情绪化了。

“拐卖儿童判死刑”的声音近年来屡有所闻，也常常得到许多网友力捧。因为拐卖儿童，造成受害者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因此需对人贩子判死刑，让他们也尝尝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痛苦，这种以毒攻毒的想法，反映了“同态复仇”的古老思想。对导致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人贩子深恶痛绝，同仇敌忾，希望让其得到法律的最严厉惩罚，表达了所有善良人们的朴素情感，体现了普通人的内心真挚情绪，这在情理上完全可以理解，但从法理角度而言，却是值得商榷的。

刑罚，是针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的，死刑作为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制裁手段，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措施，应当慎之又慎。某种犯罪行为，应否判处刑罚，适用何种刑罚，是否适用死刑，应该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程度、所造成的后果、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等情形，依照法律规定，严格定罪量刑，所谓罪刑法定、罚当其罪。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重侵犯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身权利，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的和谐稳定。司法机关自当依法严惩此类犯罪，绝不松懈，回望刚刚过去的2018年，“两高”工作交出了一张靓丽答卷，坚决惩治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拐卖、性侵害等犯罪，审结相关案件2.7万件，让民众的安全感得到了实实在在地提升。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也并非“一刀切”的严惩，而是要在严格依法严惩的同时，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办案政策。

根据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可见，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法律已经规定了死刑这一顶格刑罚，且在刑罚的设计上是具体而微的，体现了法律规定的严谨精细，并不能简而化之，一概而论。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往往涉及多人、多环节，要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综合考虑犯罪分子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法准确量刑施罚。对于首要分子、组织策划者、多次参与者、拐卖多人者或者具有累犯等从严、从重处罚情节的，必须重点打击，绝不手软。对于罪行严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同时，对于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要综合衡量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依法从宽，体现政策，以分化瓦解犯罪，鼓励犯罪人悔过自新。此外，“没有买卖就没有拐卖”，要注重“两手抓”，铲除“买方市场”，从源头上预防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严刑峻法之外，进行综合治理，提高社会管理和保障水平，消除各种不合理的买孩子需求，让一些渴望拥有孩子的家庭有合法的救济渠道可走，从根本上减少买方市场，也值得研究。

刑罚的最终目的不在惩罚，而在预防和教育，死刑更不是万能钥匙。道德评判，不能代替法律，罪刑相当、轻重有别，才彰显法治。如果不管情节轻重、后果如何、危害大小、认罪态度等，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主张“人贩一律死刑”，无疑有些简单草率，虽然表达了爱憎分明的朴素情感，于情可鉴，但于法难符。在“同态复仇”情绪化的宣泄中，流失了应有的法治思维与法治精神。

编辑 贺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