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春

父亲走了，真真切切地走了，然而对于我来说，他却活着，他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和活着没有任何区别。

在父亲走之前，母亲时常出现在我梦中。母亲走得早，父亲走得迟，母亲和父亲，轮流在我的梦里活着，几未间断。

母亲如果活着，现在应92岁了，不幸的是，她58岁就离开了人世，脚上的泥土还没来得及洗干净，还没来得及吃一顿饱饭，还没来得及和家人们说一句嘱托的话，就走了。

母亲的一生太短暂，却经历了太多的苦，在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和父亲生下了七个孩子，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从土里刨出那么多的食物，来填补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那只有两个字：拼命。

那年初夏，冷雨刺骨，我放学后来到田里帮忙插秧，母亲这时候则回家喂猪、喂鸡、做晚饭。母亲从水田里上来，已直不起腰。她解下身上的防雨斗篷，又脱下棉马夹，将棉马夹穿在我身上，又给我系上斗篷，赤着脚，踏着泥泞，颤颤巍巍地往家走去。

将黑，我们回到家中，本以为可以吃上热饭，可是却发现母亲已经躺在床上，虽然意识还算清醒，但已口齿不清，让我喊父亲来。父亲用水蘸了三只筷子放在碗里，口中念念有词，筷子竟然直直地立在碗中。然而父亲的“占卜”并未能让母亲丝毫好转。连夜，我们找来了数里外的赤脚医生，医生还算老到，说可能是脑出血了，很难治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脑出血这三个字，第一次听到，就可怕的夺走了母亲的生命。

世上最疼我的那个人，那个冬天把我搂在怀里让我取暖的人，那个每天在碗柜里给我留一个锅巴团子的人，那个烧了一大锅鸡蛋汤，让我一口气喝了六大碗、肚子撑得像皮球的人，走了。

也许是有太多的不舍，也许还有太多的牵挂，于是母亲常常来到我的梦里，以至于我常常醒来时还在怀疑，母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母亲在世时，很苦，然而父亲还经常责骂她，我们对父亲都很排斥。我们那时不理解，现在想想，父亲实在是太累，担子太重，压力太大，可能只能通过对母亲发发火来排解一下压力。那个年代，能让我们这么多孩子安全地度过饥荒，一个个还都送进了学校，就凭这一点，父亲就已足够伟大。

母亲去世后，父亲变了，他感觉对不起母亲，有时还仍不住老泪纵横，让我们倍感心酸。父亲有一次哽咽着跟我说，母亲托梦给他，要他把三哥和我照顾好（我和三哥还未成年）。一个只知日出而作，日落仍然不息的庄稼汉，心里又多了一份母亲的责任和情怀。

20年里，父亲空熬着一个个孤单的夜晚。我们曾想给他找个老伴儿，但也仅限于想想，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我们不知道父亲的真实想法，同时怀揣着对母亲的深深思念，让时光在不经意间流淌过去。

20年后，在我们都有了家庭、孩子后，在完成母亲梦中给他的遗愿后，父亲追随母亲而去，去得那么突然，去得又那么清醒。

也许在天堂里，母亲对我们还是不放心，让父亲经常来我梦里看我，犹如活着一般，以至于我常常醒来时还在怀疑，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

父亲、母亲，都真真切切地走了，可我又真真切切地感受着他们的存在。

生与死，是那么模糊。

生与死，也许本来就是模糊的。（编辑  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