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听到一个外国人说中国是他（或她）的故乡，你的第一反应，很有可能是将这种说法只当作一种语言修辞。原因很简单，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故乡的含义既是那样的丰富辽阔，辽阔得你一辈子好像都走不到边，有时候甚至又是那样的深沉厚重，厚重得你需要去扛一辈子。
不过，如果这一说法出自这样一位外国人，她五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自己祖国万里之外的中国，之后就在那里成长，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前后寄居时间长达40余年，不仅如此，还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恋爱、结婚、工作，她一生最主要的工作——文学写作——几乎都与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男女老少密不可分，那么，这一说法，就很难只是被视为一种语言修辞了。
1921年10月19日，赛珍珠（1892-1973）的母亲凯丽在江苏镇江病逝，安葬于镇江西侨公墓，是年，赛珍珠29岁。30余年之后，赛珍珠在其自传《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中深情地写道：镇江乃我之故乡（Chinkiang is my home city）。那时候，镇江对于赛珍珠来说，早已不再只是她曾经生活过16年之久的一座异国城市，而且，她的五位亲人还永远地安息在了那片土地上。当晚年的赛珍珠说她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再回中国，再到镇江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人应该都不难体会和理解这一愿望当中所包含的丰富而厚重的情感及思想。
1896年——也就是在赛珍珠四岁的时候——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在母亲凯丽的强烈要求之下，将他们的家第二次搬迁到了镇江。据说，赛珍珠大学毕业档案上家庭所在地填写的就是镇江。这座城市，有着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赛珍珠永远也抹不去的经验和记忆：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便移居到一个扬子江边的城市，此城名镇江。我的童年便在那儿静静地消逝，住在一间建筑在山顶上的小茅屋里，从这里山巅上可以俯瞰长江和人烟稠密的鱼鳞也似的瓦屋顶。在我们家的那一边，有许多矮小的山，可爱的园景一般的山谷和竹林。
1914年，赛珍珠一家搬进了镇江登云山上隶属于美国南长老会的一幢二层小楼之中。
而对于童年时代在这座扬子江边的城市的生活，不仅赛珍珠自己有过满怀深情的回忆叙述，她的同为作家的妹妹格蕾丝在《异乡客的女儿》一书中也有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描写：
珍珠喜欢这座公园，这里有一条砌有鹅卵石的小道。在这里非常风凉。小道转角处的灌木丛旁设有坐椅和花坛，还有时而出现的山鸡。
她们沿着一条狭窄的石阶而下，来到一处叫马路（现镇江西门大街）的地方，其实这里很少有马经过，而且镇江也很少有马车。但当她们来到江边大马路，这是镇江最宽阔的一条马路，在珍珠的眼里，这条马路看上去特别宽阔，并一眼望不到尽头。
毫无疑问，镇江对于赛珍珠来说，绝对不只是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无论是父母在家庭及工作方面的不睦，还是因为外国人身份而导致的与当地人之间事实上一直存在着的“差异”及“隔膜”，都会给早年赛珍珠的镇江经验留下各种各样的印记，但在她后来的“镇江叙事”中，镇江已经从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存在，成为赛珍珠情感与记忆中的“那一个地方”，那也是一个“不是镇江”的“镇江”。在赛珍珠的叙述中，她不仅称那一个地方为镇江，更将它视之为自己的故乡。而在她的回忆性叙述中，镇江不仅仅是她度过了16年人生的地方，也是让她晚年魂牵梦绕、念兹在兹的地方，是她情感及精神文化上多有认同乃至皈依的地方。
作家薛忆沩曾提到赛珍珠的《大地》第一部最初书名为“王龙”，而且小说中“王龙”的署名方式，也一直没有采用西方人更习惯的“龙王”这样的先名后姓的书写习惯，而是坚持使用这个名字在汉语里的书写方式。他的解释是，在赛珍珠的“经验”与“记忆”中，“王龙”这个名字在其所属于的生活环境中，就是这样被长辈或平辈们呼来喊去的。赛珍珠写作的时候，只有用“王龙”而不是“龙王”这种称呼来书写，才会让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与这个名字及其所附着的一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的曾经与这个名字相关的生活经验，也才会被一次次地唤醒激活，她也才能够真正走进那个名叫“王龙”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之中，走进他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这一说法在赛珍珠的个人相关表述中亦能得到佐证。据说在写作《大地》时，其初稿之构思甚至就是用中文思维完成的，还用汉语写出了提纲，之后才用英文完成写作。这是一种在赛珍珠的时代并不多见的文学写作经验与写作方式。
对于这一经验与方式，赛珍珠不仅有过进一步的阐述，亦还专门为之进行过辩护。
在当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致辞时，赛珍珠曾不乏激动地申言，“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小说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而当 《大地》及《母亲》中所描写的中国人及其生活遭遇到一些美国人的不解甚至质疑的时候，赛珍珠毫不犹豫地进行了辩驳：
在悲惨和饥饿中间生长起来而经历过最残暴的灾难的我，曾经听见过比这位“母亲”的悲惨得多的故事哩！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在早晨醒来时没有新的勇气，不想再生活下去的人，才是可悲哀的。那位“母亲”是始终甘心生活下去的。
这种回答，显然不一定让之前所有的疑惑都烟消云散，事实亦正如此。但赛珍珠对于她笔下的中国人及其生活的“本质”体验及把握的自信，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当她看了她的儿子被处死刑回来时，她固然哭得死去活来，但当她听见她的媳妇生了一个男孩的时候，她就跳了起来，又愿意生活下去了。在这样的性格中，没有悲哀存在之余地。对于她，是没有所谓“悲剧”这么回事的。
这种体验，倘若没有生活的现场感和文化的现场感，倘若没有对于这种生活的实在体验，显然是无法获得的，同样也就无法再现。不过，赛珍珠并没有炫耀自己的这种独特体验，而是强调了自己对于这种体验的自觉，以及文学表达上的自信与坚持。
1877年，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新教来华传教士大会。13年之后的1890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大会。第一次参加大会者120余人，第二次则为400余人。十年之间，入会代表人数发生了明显变化。而后来的历史亦显示，许多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20、30、40甚至50年，还有许多去世之后亦安葬在了中国。这些传教士及其家人，事实上也是在晚清中国“侨居”的外侨。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曾书写过回忆录，叙述过他们在中国的“传奇”人生，其中亦不乏饱含深情者。不过，赛珍珠的中国叙事明显不同于这类“中国叙事”文本的地方，不仅在于其想象与虚构，或者其文学性，在我看来，更关键亦更具有决定性的“差异”，还是在于赛珍珠的中国经验——她几乎就是一个“中国”的孩子（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她的美籍身份，以及她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她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她与镇江的外国侨民社区之间的联系，似乎远不及她与在她家帮佣18年的王妈以及那些陪伴她成长的当地小玩伴们之间那么紧密和那么亲近。
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又都可以从赛珍珠自己的一段文字中得到解答：
我可以很简单的说，因为我的过去的生活，可以说全部是在中国的，所以中国对我，比美国对我更要熟悉、接近，所以我不能阻止我要写中国的一种自然愿望。
当然，一直到今天，对于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及中国人的描写，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究其原因，其中不少与其说是因为赛珍珠的外国人身份，还不如说是因为文学本身。而对于那些对其“外国人”身份及中国叙事资格的质疑，赛珍珠的作品本身，应该已经作出了回答。这一回答同样是丰富辽阔的，也是深沉厚重的。（段怀清）
来源：文匯报
编辑：阿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