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晓

作为一名写作者，与邮递员打交道，不可避免，也倍感亲切。

资料图：乡村田野中的幸福家园好似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老王是我认识的第一位“送信的”。其时我不足十岁，黄毛丫头，父亲是村干部，有公家订的日报、农业科技报等，邻近村组信件也放我家。我们大庄子，河汊多，人家住得散，木桥摇摇晃晃，老王的自行车过不去，路边的我家相当一个邮政点，村里有子女在外当兵、上学的,习惯了隔三岔五顺道来问问有无信件。

印象中，老王矮矮胖胖，他的自行车是绿色的，载重，车后壳印有白色的“邮电”二字，左右各挂一个绿帆布大包，塞着满满的报纸信件。老王还有一个绿色的小夹子，里面夹的比较神秘，常常需要主家带印章当面来领。每每此时，我们小孩子就欢起来了，赛跑去人家家里通风报信。老王趁机在我家门口歇个脚，抽口烟。主家带来印章盖好，有时还请老王念念，我们才知道，那绿夹子里夹的是电报，急事才发，按字收钱，老贵。有一回，在南京上学的小哥也收到一封电报，奶奶当有急事，请老王拆开念念，两句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大哥说是情书，奶奶说瞎糟钱。

我的阅读体验大部分来自那个时候的报纸副刊，后来与老王熟悉了，他愿意在歇脚的工夫，让我站在邮包旁边看一会别人订的儿童文学、中小学生作文选等。常常看在兴头上，老王就要奔向下个村庄。那种感觉，啥时候想起来心里都是痒痒的。

20岁，我师范毕业回到母校教书。心还是羽毛状的，渴望飞翔。嫌弃乡下日子千篇一律寂寥难耐。那个时候，电视电话网络都没有普及，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通道就是书刊报纸。老王还在那一片送信，常常从学校南边大路上想起一串带节奏的铃声，那准是老王。若有我信件，他老远就喊“丫头，你的信。”

乡下路不好走，老王隔天来一次。夏天的情景深刻一些。若是晴天，裤腿挽上去，看见曲张的静脉蚯蚓样，好像还逐年长粗长壮；雨天呢，老王狼狈多了，自己裹着雨披，还用塑料薄膜裹着两个大邮包，裤子湿了也舍不得报刊信件湿。

我在寂寞中学会用纸和笔倾诉，并试着对外投稿。我写我们校长天天清早打扫校园，坚持好多年。这篇文章发在日报副刊上，还是老王最先告诉我的。那天我拿着那张报纸，逆着老王送信的路狂奔500米左右，才平息激动的心情。我羞答答的地下写作转为光明正大，方格纸上誊写、填好信封、贴上邮票，把它交给老王带去镇上邮电所寄出，像一个郑重的承诺。事实证明，老王是值得信任的，不久那些印有某某报社、杂志社的回信经老王的手带来，哪怕是退稿信，也在学生面前赚够崇拜的眼神。那段空虚浮躁的日子被来来往往的信件填得密密的，为我一辈子坚持读书写作奠定了基础。

后来，我在文字里遇见我的爱情，经老王手送来送去的两地书存了两只皮箱。老王后来无数次走进我的文章。因常年在乡村奔波，高血压导致中风，还没到退休年龄，老王就病退了，《樱桃树下的老王》写的就是我某年返乡，在邮电所宿舍大院樱桃树下看见中风后老王的疼惜。

30岁，为解决两地分居，我到了一所郊区小学任教，遇见了邮递员小陶。彼时，我读书写作渐入佳境，汇款单飞飞的，这在乡村小学校很稀奇。只要有绿单子来，小陶师傅定把他的摩托车油门拉得轰轰的，吓得围着他的学生波浪样往后退。我拿着签名章过来，那波浪又围上来。这一轮除了学生，还有民办教师、代课教师、临时聘用人员，无一不用羡慕的眼神看着。陶师傅盖好章后，为省我跑去十几里外镇上汇兑，直接帮我先垫付。这在现在规范化管理下已无可能，非常怀念那个时候邮差的人情味。

再后来，我凭着发表的文章调进了机关，领导给我提醒，机关里写文学稿避着人，免得说你不务正业，辛苦白费。我把工作稿通联留单位，文学创作相关信函全部留乡下老家地址。老家是农民集中居住区，基本每周都回去看望公婆，由此遇上了邮递员郑师傅。

路好走了，邮递员的交通工具更讲究节能环保，统一配的绿色电动自行车，更加便捷。对邮递员的管理也更严格、细致。每年我订的刊物都有千把块钱，以前送单位，人多手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差了一期，让人心里不痛快。送到老家后一次未差过。偶尔信箱满了，塞不进去，郑师傅还会给我打电话，确认在家的时间，送到我手上。

电脑的普及让投稿变得容易，一点鼠标的事情。我比较传统，尤其是写了几千字、上万字的散文、小说，舍不得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心血扔出去，担心编辑在邮箱里翻花眼睛，根本看不到。我坚持打印文稿、书写信封、贴足邮票、交给邮差，一如二十年前的样子。

只要我还在读书写作，就免不了和邮差打交道，就连省作协给我们会员寄会刊，都走邮政EMS快递。社会发展太快了，单快递就有多种选择，通过报刊获取信息看起来比较落伍，不分年龄的人轻易被智能手机魅惑，各种通讯社交工具应时而生……无论怎么发展，总有一部分人，比如我们这些不时髦的写作者，离不开邮政。

四十年，我目睹基层邮差的辛劳、尽责，感受他们的淳朴、热情，也体味他们的挣扎和不甘。他们很普通，普通的只留下奔跑着的绿色背影。但他们不该被遗忘，他们永远是乡村一抹亮丽的风景。

编辑：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