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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轻骑兵”到发展“模范生”——改革开放40年“织里样本”观察

2018-09-10 21:23 新华网  

从南太湖岸边一条0.58平方公里的扁担街,到如今城市框架达25平方公里的“中国童装名镇”,从原先杭嘉湖平原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到如今平均人口密度达浙江省30多倍的“童装世界”,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凭借敢为人先的勇气与创新破难的担当,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改革呼应民心,从改革开放的“轻骑兵”,变成城乡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模范生”。

户户皆绣机,遍闻机杼声。织里人未曾辜负地名中这个“织”字,“无中生有”织就一身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的童装,而40年来伴着太湖水激荡的每一次机杼声则都蕴含着惊天巨变的宏伟原力。

一根扁担闯天下 无中生有创浙北奇迹

夏末秋初,驱车来到太湖南岸的织里镇,只见一条吴兴大道穿城而过,大大小小的招牌离不开“布业”“纺织”“辅料”这几个关键词,时刻提醒着到访者织里在中国童装市场的江湖地位。

“织里是浙北地区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市场化程度最为发达、经济增长最为快速、人民生活最为富有的地区之一。”湖州市吴兴区委书记吴智勇一口气说出好几个“最”,自信中透着十足的底气。

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织里镇却是杭嘉湖平原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在织里童装商会会长杨建平记忆中,“当时镇里都是泥路,没一条像样的水泥路”。

1978年,被称为“织里童装第一人”的吴小章走出村庄,到上海、宜兴等地叫卖绣花枕套、被套,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经商之路。“那时候,都是偷偷干,全靠一股闯劲。”吴小章说。

市场逐步被打开,各地商贩都知道了浙江北部有个叫“织里”的地方可以批发绣花枕套和帐沿。1980年,在织里镇轧村大礼堂门口的空地上,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地摊集市。1981年,织里镇虹桥两岸码头出现了一个自由交易集市。1982年,轧村人又自发聚集在织里老街的茧站前进行交易,并建起“绣花服务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织里镇基本上家家户户踩洋机。”杨建平耳旁至今回荡着当时满镇的洋机声。凭着“一根扁担两个包,走南闯北到处跑”的扁担精神,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敏锐地进入到盈利更多的童装产业,诞生了不少“万元户”。

1992年8月,湖州市批准成立织里经济开放区;1995年,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批准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走南闯北的织里人纷纷还乡创业,织里镇摘掉“穷帽子”,摇身一变成为周边羡慕的富裕村。

织里镇的童装现象引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关注。1996年,在考察完织里的童装产业后,费先生提笔写下“童装世界”四个大字。

先行者遭遇发展之痛 再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织里镇不可避免地率先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进入本世纪初,织里镇人员结构、产业矛盾、治理滞后等问题凸显。这个以童装生产著称于世的小镇,在社会治理领域宛若“大人穿童装”,发展过程中难免影响步伐。织里中心镇区聚集了45万人口,平均人口密度是浙江省的30多倍,而全镇编制内干部不到200人,社会治理力量捉襟见肘。

“当时书记、镇长的主要任务是处理问题,是‘专家门诊’,有时一天要接待十几批群众,主要涉及拆迁、企业纠纷等。”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说。

经历过阵痛的织里人痛定思痛,刮骨疗毒。“织里镇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改革创新,祛除社会治理顽疾。”吴智勇说,“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区聚焦织里治理工作,着力民生福祉,探索用改革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为缓解“大人穿童装”矛盾,湖州市、吴兴区两级党委、政府经深入调研后,决定在织里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2014年1月,织里镇创新建立4个二级街道、2个办事处,重点承担城市管理、新居民服务等职能。”宁云说。

一子落而满盘活,改变在织里的每个角落悄然发生。

东盛社区集聚了2000多户童装类经营户,不大的面积里有3.5万人口。“以下水道堵塞为例,以前社区人员看得见、管不到,要上报镇里,往往处理不及时。”东盛社区管委会党总支书记沈水娣说,如今社区巡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了。

用脚步丈量民情 一场以民心为底色的改革

一个时代的改革画卷,底色是民心。

宁云说,织里镇要求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了解群众需求改进服务,民心是织里镇改革再出发的起点。

“遍地是黄金,遍地是垃圾。”——这是织里人曾经的自嘲。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小镇每天产生500吨垃圾,由于日处理能力有限而来不及清理,童装生产区的35条背街小巷是“重灾区”。“现在环卫工作采取属地管理,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基本消除了卫生死角。”织里镇党委委员舒忠明说。

织里镇原来仅有1个派出所,湖州市公安局党委及时对织里公安体制进行了改革,于2012年2月成立织里公安分局,行使县级公安机关职权与相应警力配备,总警力从300人增加到近800人,有效提升了社会管理能力。

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局长周兴强说,织里公安坚持“防为主、防为上”的理念,自觉把工作重点和基点放在有效防控和应对各类风险上。

在织里镇开启的社会治理改革中,政府并非“单打独斗”,而是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共享共治”。由来自9个省份的24名“老板娘”组成的“平安大姐”工作室是织里镇纠纷调解领域的一张名片。2017年年底,织里一家服装厂的刘姓负责人跑路,引发31名员工集体讨薪,是平安大姐的及时介入化解了矛盾,确保工人们能够回家过个好年。

“这些年我在织里赚了钱,总想着为这片土地做点贡献。”来自辽宁海城的工作室发起人徐维丽说。

有融入也有溢出 “模范生”继续全科发展

织里镇改革发展闯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织里人探索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也不会一蹴而就。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

每年春节和六七月份是童装的生产淡季,新织里人会选择回家探亲。“一对夫妻年收入达到近20万元,三年一辆车不成问题,但那么多车平时停放却成了难题。”织里镇党委副书记汤雪东说。

“探亲车”的工作时间仅有两季,而根据统计织里镇全镇共有13万辆车。织里镇想出了暂时利用待开发用地开辟免费停车场的主意,解除了新织里人的后顾之忧。

“以前这里电瓶车经常被偷。”来自河南许昌的童装企业主胡艳杰说,“这几年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后,我们感到很安心。我家今年装修,没关门。”

除了平安报表,这名“模范生”的经济报表也颇为亮眼。2012年以来,织里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10%,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超10%。2017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60718元和36998元。

“近几年开发的商品房,购房者六成左右是外来务工人员。”宁云说,如今织里干部的心不慌了,有更多时间去谋划未来发展。

有融入,也有溢出。通过在织里的安庆商会牵头,安徽安庆建起了童装产业园为织里做配套,成为当地经济振兴的新阵地。“目前入驻企业已达400家。”湖州安庆商会会长李结满说。

刚刚过去的9月1日,高标准打造的吴兴实验小学迎来第一批350名学生。而在2018年底,拥有600张床位的吴兴区人民医院也将在织里镇交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远方来到织里,在这里开枝散叶,而这座太湖南岸的小城也给出了包容与尊重。

来源:新华网

编辑:金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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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太湖岸边一条0.58平方公里的扁担街,到如今城市框架达25平方公里的“中国童装名镇”,从原先杭嘉湖平原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到如今平均人口密度达浙江省30多倍的“童装世界”,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凭借敢为人先的勇气与创新破难的担当,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改革呼应民心,从改革开放的“轻骑兵”,变成城乡经济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模范生”。

户户皆绣机,遍闻机杼声。织里人未曾辜负地名中这个“织”字,“无中生有”织就一身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的童装,而40年来伴着太湖水激荡的每一次机杼声则都蕴含着惊天巨变的宏伟原力。

一根扁担闯天下 无中生有创浙北奇迹

夏末秋初,驱车来到太湖南岸的织里镇,只见一条吴兴大道穿城而过,大大小小的招牌离不开“布业”“纺织”“辅料”这几个关键词,时刻提醒着到访者织里在中国童装市场的江湖地位。

“织里是浙北地区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市场化程度最为发达、经济增长最为快速、人民生活最为富有的地区之一。”湖州市吴兴区委书记吴智勇一口气说出好几个“最”,自信中透着十足的底气。

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织里镇却是杭嘉湖平原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在织里童装商会会长杨建平记忆中,“当时镇里都是泥路,没一条像样的水泥路”。

1978年,被称为“织里童装第一人”的吴小章走出村庄,到上海、宜兴等地叫卖绣花枕套、被套,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经商之路。“那时候,都是偷偷干,全靠一股闯劲。”吴小章说。

市场逐步被打开,各地商贩都知道了浙江北部有个叫“织里”的地方可以批发绣花枕套和帐沿。1980年,在织里镇轧村大礼堂门口的空地上,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地摊集市。1981年,织里镇虹桥两岸码头出现了一个自由交易集市。1982年,轧村人又自发聚集在织里老街的茧站前进行交易,并建起“绣花服务部”。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织里镇基本上家家户户踩洋机。”杨建平耳旁至今回荡着当时满镇的洋机声。凭着“一根扁担两个包,走南闯北到处跑”的扁担精神,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敏锐地进入到盈利更多的童装产业,诞生了不少“万元户”。

1992年8月,湖州市批准成立织里经济开放区;1995年,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批准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单位。走南闯北的织里人纷纷还乡创业,织里镇摘掉“穷帽子”,摇身一变成为周边羡慕的富裕村。

织里镇的童装现象引起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关注。1996年,在考察完织里的童装产业后,费先生提笔写下“童装世界”四个大字。

先行者遭遇发展之痛 再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织里镇不可避免地率先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进入本世纪初,织里镇人员结构、产业矛盾、治理滞后等问题凸显。这个以童装生产著称于世的小镇,在社会治理领域宛若“大人穿童装”,发展过程中难免影响步伐。织里中心镇区聚集了45万人口,平均人口密度是浙江省的30多倍,而全镇编制内干部不到200人,社会治理力量捉襟见肘。

“当时书记、镇长的主要任务是处理问题,是‘专家门诊’,有时一天要接待十几批群众,主要涉及拆迁、企业纠纷等。”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说。

经历过阵痛的织里人痛定思痛,刮骨疗毒。“织里镇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改革创新,祛除社会治理顽疾。”吴智勇说,“特别是近几年来,全区聚焦织里治理工作,着力民生福祉,探索用改革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为缓解“大人穿童装”矛盾,湖州市、吴兴区两级党委、政府经深入调研后,决定在织里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2014年1月,织里镇创新建立4个二级街道、2个办事处,重点承担城市管理、新居民服务等职能。”宁云说。

一子落而满盘活,改变在织里的每个角落悄然发生。

东盛社区集聚了2000多户童装类经营户,不大的面积里有3.5万人口。“以下水道堵塞为例,以前社区人员看得见、管不到,要上报镇里,往往处理不及时。”东盛社区管委会党总支书记沈水娣说,如今社区巡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了。

用脚步丈量民情 一场以民心为底色的改革

一个时代的改革画卷,底色是民心。

宁云说,织里镇要求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了解群众需求改进服务,民心是织里镇改革再出发的起点。

“遍地是黄金,遍地是垃圾。”——这是织里人曾经的自嘲。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小镇每天产生500吨垃圾,由于日处理能力有限而来不及清理,童装生产区的35条背街小巷是“重灾区”。“现在环卫工作采取属地管理,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基本消除了卫生死角。”织里镇党委委员舒忠明说。

织里镇原来仅有1个派出所,湖州市公安局党委及时对织里公安体制进行了改革,于2012年2月成立织里公安分局,行使县级公安机关职权与相应警力配备,总警力从300人增加到近800人,有效提升了社会管理能力。

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局长周兴强说,织里公安坚持“防为主、防为上”的理念,自觉把工作重点和基点放在有效防控和应对各类风险上。

在织里镇开启的社会治理改革中,政府并非“单打独斗”,而是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共享共治”。由来自9个省份的24名“老板娘”组成的“平安大姐”工作室是织里镇纠纷调解领域的一张名片。2017年年底,织里一家服装厂的刘姓负责人跑路,引发31名员工集体讨薪,是平安大姐的及时介入化解了矛盾,确保工人们能够回家过个好年。

“这些年我在织里赚了钱,总想着为这片土地做点贡献。”来自辽宁海城的工作室发起人徐维丽说。

有融入也有溢出 “模范生”继续全科发展

织里镇改革发展闯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织里人探索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也不会一蹴而就。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人。

每年春节和六七月份是童装的生产淡季,新织里人会选择回家探亲。“一对夫妻年收入达到近20万元,三年一辆车不成问题,但那么多车平时停放却成了难题。”织里镇党委副书记汤雪东说。

“探亲车”的工作时间仅有两季,而根据统计织里镇全镇共有13万辆车。织里镇想出了暂时利用待开发用地开辟免费停车场的主意,解除了新织里人的后顾之忧。

“以前这里电瓶车经常被偷。”来自河南许昌的童装企业主胡艳杰说,“这几年社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后,我们感到很安心。我家今年装修,没关门。”

除了平安报表,这名“模范生”的经济报表也颇为亮眼。2012年以来,织里镇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10%,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超10%。2017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60718元和36998元。

“近几年开发的商品房,购房者六成左右是外来务工人员。”宁云说,如今织里干部的心不慌了,有更多时间去谋划未来发展。

有融入,也有溢出。通过在织里的安庆商会牵头,安徽安庆建起了童装产业园为织里做配套,成为当地经济振兴的新阵地。“目前入驻企业已达400家。”湖州安庆商会会长李结满说。

刚刚过去的9月1日,高标准打造的吴兴实验小学迎来第一批350名学生。而在2018年底,拥有600张床位的吴兴区人民医院也将在织里镇交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从远方来到织里,在这里开枝散叶,而这座太湖南岸的小城也给出了包容与尊重。

来源:新华网

编辑:金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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