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今年的7月，我有幸到访中国20次，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最初我只是一名游客，后来我作为东亚和中国经济社会学者前往中国参加学术会议。除了与中国同行交流，我更愿意用自己的脚丈量中国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
1989年我第一次到上海浦东时，浦东中心地带似乎没有超过5层的楼房，边缘地区完全是落后的农村。28年后我重返浦东时，这里出现了此前无法想象的新元素：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中国三大门户复合枢纽之一的浦东机场，世界上最快、时速超过400公里的上海磁浮列车，中国大陆两所证券交易所之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等。事实上，中国的发展就如同上海磁浮列车一般飞速。
旅游热 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体现
我想重点以游客的身份谈谈改革开放给中国旅游业带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有句古语叫“仓廪实而知礼节”，我觉得在当今中国也可以将“礼节”改为“出游”。换言之，旅游是钱包鼓起来才能负担得起的休闲行为，是一种在衣食无忧基础上的精神享受。
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参观故宫时，举目望去，似乎都是“老外”在游览。旅游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还只是少数人的“奢侈”行为。去年我再次进入故宫时，中国游客成了绝大多数。统计数据表明，1985年中国国内游客只有2亿人次，到2017年则上升到原来的25倍，达50亿人次。这项统计数据与我在中国多个景点游览时的感受基本吻合。
旅游看似是孤立的个体行为，实际上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对于个人而言，首先需要有经济实力。改革开放让中国从“站起来”变得“富起来”。我熟悉的多位中国同行，近20年来换了好几部手机，也都成了“有车一族”。不仅如此，经济实力较强者还能够惠及周围人。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学者，与自己的妻儿游览了19个省，还带着自己在乡下的父母游览了很多地方。这位学者告诉我，过去孝敬父母就是给他们买衣服和补品，现在富有了，带父母出游成了新时尚，也将“父母在，不远游”这一古老孝道，发展为“父母在，同远游”。
中国发达的基础设施，也有力地保障了旅游的顺利进行。中国人常说“要想富，先修路”。中国近几十年，道路之畅通有口皆碑，令旅行者无不身心舒畅。今天，北京到上海的高铁最快不到5小时，既快捷平稳又舒适安全。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京沪两地来往，单程需要20多个小时，路途时间占据了整个行程的大部分。
与旅游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是移动支付，这也是我在中国短期生活中感受到的最大变化。在这一点上，中国比其他国家要领先很多年。一部手机在握，就可以随心购买商品或支付需要的服务。去年5月，我在北京与妻子一起打车去购物中心。到了目的地，司机找不开面值100元的人民币，我妻子的手机上有微信支付功能，司机通过扫描微信支付二维码，便顺利完成支付，既简便又安全！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我在几年前就学会了使用微信，与中国学者交流更加便利。
中国的其他配套设施，如宾馆、外语导游、纪念品、厕所等近年来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到中国时，我们同行的外国游客一致抱怨中国存在着“进口容易出口难”的问题。当时找厕所难、厕所卫生条件差，可以说是各个景区的通病。
出境游 体现中国人的富足与精神追求
就出境游而言，中国游客自身就是一大景观，也更能体现中国人的富足。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次近1.3亿人次，相当于秘鲁总人口的4倍。中国国内旅游每人每天消费大约600元，而出境游开支则是国内游的两倍左右。令我惊讶的是，这几年中国远赴拉美的游客也在大幅增长。2017年，在秘鲁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到2015年的1.5倍，纵然中国到秘鲁有近2万公里之遥。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的数据也显示，中国游客在秘鲁通常停留4至5天，平均每天支出2000美元。秘鲁人普遍感慨中国人确实富了起来。
出国游不仅说明了物质富足，也体现了精神文化追求。“游遍本国、游遍世界”这些发达国家的理念，也已深入到不断富起来的中国民众心中。中国人不仅对秘鲁的自然名胜感兴趣，对历史古迹也非常喜爱。秘中两国都拥有古老灿烂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双方交流互鉴奠定了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有深层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那么，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与拉美国家相比，有三点必须强调：
一是农民可以流转土地。这一改革鼓励农民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经营权，将承包地向专业大户、合作社等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升产量和生活水平。
二是设立经济特区。这让中国得以凭借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制造业，中国的商品开始销往世界各地。上述两项举措对中国数亿人的脱贫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是中国的城市化。据统计，西欧从18世纪80年代工业化开始，用150年完成了2亿人口的城镇化，而中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城镇化人口的数量约是前者的两倍。中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无需过于依赖外部市场，同时其他国家可以在中国找到市场，世界各国都可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
未来，我还会经常前往中国。中国是我的研究课题，秘鲁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我的工作也越来越重要。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希望在我的学生里培养中国问题专家。事实上，我已有一些学生从中国大学毕业或正在中国学习，他们既是中国建设成就的见证者，也将成为秘中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贡献者。
（卡洛斯·阿基诺（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报记者 陈效卫采访整理）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辑：缪小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