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广

1978年，老家农村仍然是集体经济，我家和全村人一样，每天为一日三餐的口粮奋斗。好在父亲在离家几十公里的国企矿山上班，是一位吃商品粮的城里人，每月17号左右准时寄回家的三十元钱让全家压力减轻不少，也是全村人羡慕不已的对象。而我和兄长都曾先后随母亲探亲到父亲单位小住过，对城里和乡下生活的巨大差距深有感触。因此，母亲和我们兄弟几个人的梦想就是能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

当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犹如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虽然父亲是城镇户口，可母亲户口在农村，子女随母亲落户的规定把我们全家硬生生分成两半。因为没有城镇户口，我们兄弟不能在父亲单位条件良好的子弟学校上学，即使高中毕业也不能参加父亲单位的招工考试。由于无法在父亲单位分到房子，母亲想跟随父亲到城里摆摊做小生意的愿望也不能实现。

1982年，老家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问题虽然很快得到较好解决，但农村和城里各方面的条件仍有天壤之别。在农村人们一年到头干着重体力活，经济上并不宽裕，交通、通讯、购物远没有城里方便。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的道路令大家出行很不顺畅。没有通电，一到晚上每家都点煤油灯，四周黑漆漆一片，母亲从父亲单位带回来的电线和灯泡最终送给了镇上的亲戚。那时在农村即使有钱许多东西也买不到，家里来客人买块肉要到离家近五公里的集镇去。那时有些城里人会把这种优越感挂在脸上，对进城卖菜的农民稍有不满就斥责他们为“乡下人”。一些城里肢体有残疾的男人能到农村找到漂亮的女孩做妻子，而城里女孩从没有“下嫁”农村的。因此，许多农村人让子女读书的目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考学成为一名城里人。

那些年，我们全家最大的愿望是户口政策能有所松动，可以随父亲到城里生活。父亲是1958年参加工作的，与他同时参加工作的，子女是农村户口的都陆续有一个转为城镇户口。而耿直的父亲一直相信领导会为他解决困难，母亲也经常设想着全家户口迁出农村如何办理各种手续的情景，只是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始终没有到来。

1990年，单位领导为照顾父亲，把大哥招进单位做了一名合同工，由于农村户口的原因，大哥这样的身份在单位有种“二等公民”的感觉。但即使这样，端上“公家饭碗”的大哥仍让村里人高看一眼，大哥的婚事很快得到解决。我和二哥在看到转城镇户口没有希望后，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出路。二哥学了油漆手艺后成为一名油漆工，我则通过当兵考学完成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跨越。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本世纪，城镇与农村户口的差别在人们意识中逐渐淡化和模糊。2002年，在户口政策松动后，二哥把他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圆了他的城镇户口梦。只是不久之后他就后悔，因为城镇户口早没了以前每月28斤粮票、招工招干优先的种种“福利”。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村户口的许多政策优势反而更明显。

老家农村各方面建设近年来得到质的飞跃，道路早已拓宽硬化，电在1985年就通上了，电话、自来水、各种城里人有的电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陆续进入寻常农户家。村里几乎所有人家都盖起了漂亮的楼房。已成为城里人的我每隔一两年回老家都能明显感觉到农村的显著变化，人们聚在一起聊天，再没有人谈论户口话题。那些在外打工增长了见识的年轻人已看不出与城里人的区别，他们对电脑、手机、网络运用都非常熟练，城里和乡下青年的婚姻早已“互通”。

母亲跟随我们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后，于2013年独自一人回老家居住。母亲告诉我，现在农村各方面都很方便，村子里有小超市，每天还有各种上门兜售东西的商贩，水、电与城里一个样，烧饭用的液化气有人送上门，离家不远就有公交车。在农村反而有许多城里没有的东西，空气好，想种地还可以种种地，每天吃的蔬菜既新鲜还不要钱，邻里之间经常串门聊天，有事相互帮衬一下，日子过得非常惬意。不曾想当年我们最想摆脱的地方，最终却是我们不忍舍弃的乐土！

（编辑  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