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建远

在如今享有“中国雪地靴之乡”称号的丹徒区高桥镇这片热土上，有我那原先的老家，它坐落在美丽的三洲村，是许多人记忆中的“老荷花池”，二十多户人家，800多年的历史，一条通江的、弯曲的小河从家门口缓缓流过，这条小河是生产队里农田灌溉和农民生活的主要水源。

仿佛一夜之间，随着拆迁的到来，去年这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已彻底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只留下一泓秋水在那静静地流淌着，仿佛在向人们悄悄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故乡是个小村庄，虽不富裕，但因原先热闹繁忙的“荷花池”老码头从村庄中延伸而过，使得它也“名扬四方”。故土的芬芳，乡亲们的真诚，纯朴的乡风，一直温暖着我，从少年至青年，直至今天迈过“不惑之年”。

望山见水方能记住乡愁，在无数次的梦里，我常常深深地凝望那一处村庄，那是我童年记忆里的地方：村庄到处洋溢着安宁祥和，小桥流水、竹篱茅屋、鸡犬相闻、鸟语花香；勤劳的人们佝偻着身体，蹚水插秧，慈祥的母亲坐在门前缝补，微笑地呵斥着调皮的儿女，稚嫩的幼童挥舞着木制刀枪，扮演着山大王；田野里郁郁葱葱，油菜花儿正香，蜜蜂忙着采蜜，蝴蝶翩翩飞舞，村子里炊烟袅袅。

资料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记得家里老屋是三间泥瓦房，土块砌的墙，只有一扇小小的木头窗，房顶有个玻璃小天窗，那个年代没电灯，点的是“火油灯”，亮度极差，好在那时上小学晚上几乎没有作业。做饭不用电也不用气，烧的是稻麦秆草和捡来的枯枝败叶，吃的粮食得靠人们用肩膀挑着去生产队的“加工场”加工，肉类食品都是自家养的禽，菜是自己种，我经常跟着父母去田里拔草挖菜，顺便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自家老屋门前有两棵大枇杷树，每天清晨就听到喜鹊叽叽喳喳地站在树上欢叫，我们当地流传着“喜鹊叫，喜事、亲属朋友要来到”，我便会守望在门前，等候着客人来家做客。

七八米高的枇杷树，每年都会结很多枇杷，等枇杷成熟后，我便用竹竿打或上树去采摘，有时也会走村串户去卖，得的钱买些盐、火柴和肥皂，当然还有那诱人的棒冰和老麦芽糖。那时，村里农户家庭主要靠种粮、养殖和其他副业收入养家糊口，孩子多的人家，经济困难，有的连饭也吃不饱，穿得也差。

我以前冬天就常穿别人用过的棉裤、棉鞋、毛线衣，口袋里从没有超过2毛零花钱，能够吃饱就很不容易了。所以，经常和小伙伴们外出挖野菜、摸河蚌、抓鱼虾帮家里改善伙食。

上小学时，去学校要走二三公里。我上学从不需要父母接送，每天沿河边小道走四次，下雨天穿着胶鞋，戴上草帽，再吃力地扛上那一把沉重的黄油布伞，无奈地走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

下午放学后，我常和几个同学在一起玩耍，下地挖红薯、下河翻野菱，有时爬上学校旁边野生的桑树上尽情地品尝桑果，黄豆成熟时也会在农田里用火烤黄豆吃，吃得脸上、嘴上一抹黑，等一路玩到家后，再急急忙忙放下书包，抓紧时间牵着家中的山羊到圩头上的大岸上去吃草，直到天黑透了才回家。

童年的夏夜里，我最爱萤火虫了，时常轻手轻脚地出去抓些闪闪发光的萤火虫装在透明玻璃瓶中，挂在自己的床头上，看着那暗黄色的亮光，在不知不觉中进入甜美的梦乡。

母亲没多少文化，只好在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作为教师的父亲只有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时或放学后才能到生产队帮忙，我们小孩因年龄小，最多打打下手。当年他们锄田、插秧、罱河泥、割稻、割麦、摘棉花、挑大河、挑江堤的身影仍历历在目，记忆中最深的也是最辛苦、最繁重的农活，是每年的送公粮：稻子、麦子都要用肩挑，粮管所离家很远，挑一担80公斤，要走四五公里。狭窄的泥土小道，宽不到一米，每天上午两次，下午一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一不小心就跌跟头，肩膀压得红肿，磨出了血泡，衣服被汗水浸透，到了晚上疼得难以入睡。但不论父母经受了多少艰辛，他们精神上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对我和弟弟两个孩子很是疼爱。

时间过得真快，我在家乡已生活了四十多年，弟弟离开家乡也已三十多年了，两鬓青丝已沾上了些白发。但只要我们提起故乡，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在岗退休，无论贫穷富贵，始终都能感受到故乡的深情厚谊。

编辑：毛蕴劼

审核：曾海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