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滴石水
《资治通鉴·二十二卷》记载:公元前408年,魏文侯魏斯派大将军乐羊为主将、自己的儿子魏击为副将,攻打中山国。乐羊、魏击率军浴血奋战三年,攻下了中山国。魏文侯大宴群臣,以示庆贺,酒至半酣,“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但谋臣任座不以为然:“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任座认为文侯此封有私心,算不上仁德君主。“文侯怒,任座趋出。”见文侯大怒,任座悻悻离开了宴席。文侯随即问身边的宰相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这就是著名的“君仁臣直”典故的出处。
后人研究这段典故,大都从进谏角度分析议论,甚至有学者将此归纳为翟璜开创了“巧谏”模式。
认真琢磨《史记》《资治通鉴》等相关史料后,我觉得史家们在这些著名史书中记载此事,不仅仅是要启迪后人如何进谏,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仁君与直臣”相互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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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君仁则臣直”,翟璜的这个观点,绝不仅仅是因为“任座之言直”得出的。他在文侯手下为相三十余年,协助文侯大胆使用乐羊、吴起等名将,起用李悝、西门豹、子夏、魏成等名臣,改革弊政,推进新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富国强兵,开疆拓土,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的霸主,开创了魏国百年伟业。在发愤图强的过程中,翟璜十分清楚魏文侯的贤仁。正因为文侯施行仁政,创造人尽其才的环境,魏国才出现一大批能臣直臣。此时翟璜只是借任座直言,要文侯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广纳直臣之言,防止魏国在走向鼎盛的途中,言路闭塞,毁掉自己开创的伟业。“文侯悦”,我认为不是有人理解的翟璜的话让文侯很受用,他转怒为喜,而是明白了翟璜的用意,知道直臣直言对他的重要,所以他才让翟璜赶紧把任座追回来,并亲自走下殿堂去迎接,奉任座为上宾。
君仁则臣直。因为“臣直”的政治环境是“君仁”。如果魏文侯不仁,任座直逆龙颜,很可能性命不保,不可能再被请回来,奉为上宾。同时,翟璜也不可能借任座直言说事,劝文侯别志得意满,自我陶醉。其实,魏文侯一直致力于创造直臣直言的环境,《战国策》里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文侯精通乐律,喜爱音乐。这天他和田子方一起欣赏音乐,听出其中有的声调不对,田子方借此谏言“审于声而聋于官”“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希望文侯把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政事上,魏文侯听后立即虚心受教。
反过来,“臣直”也是“君仁”的重要因素。“君仁”不是天生的。帝王个人的品德修养是仁德的重要条件,但是,作为封建帝王,缺乏“君仁”的制度保障和法制保障,君王身边有一大批直臣,是其施行仁政的重要环境。唐太宗李世民是史上公认的贤帝仁君,魏征也是史上公认的直臣。《旧唐书·魏征列传》记载,李世民对魏征说过这样的话:“您所陈述进谏的事,前后有二百多项,不是至诚报效国家,怎么能够这样?”在开创贞观之治的过程中,李世民是深切感受到魏征等一批直臣的极端重要,他对魏征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也。”良工与石材,切磋过程中互为因果。李世民视魏征为良工,自己为石材,在魏征等直臣长期切磋中,仁义尽显,道德弘扬,至成伟业。而从另一角度说,魏征、李靖、尉迟敬德等等,原也是一块块粗糙的巨璞,他们也是遇到了李世民这样的良工,经过长期的雕琢磨砺,才以卓越的政绩造福社稷,留名青史。
编辑:黄昕彤
审核:曾海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