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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报评论|“找市长”还是“找市场”的B面思考

2023-07-03 00:03

□华翔

■摘要

企业发展要“不找市长找市场”,政府招商当“盯老板更盯市场”,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取胜。

深圳没有名牌大学,也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深圳高科技企业却蓬勃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辉煌?公众号“招商引资总参”近日刊发了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在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张思平演讲中的一句话,颇让人有感,甚至被公众号小编摘出来做进了文章标题。这句话就是:“凡是天天找市长,向政府要政策的企业,或者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不择手段去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的科技企业没有几个最终成功的。”

于是,想起了上世纪一个颇具标志性的口号——“不找市长找市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企业大多数为吃皇粮的铁饭碗单位,资金是国家安排的,生产计划、供应和销售也是国家安排的,一切问题都是只找“市长”不找“市场”。改革开放初期,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对国有企业冲击巨大。当时,企业必须转变观念,原材料供应要靠自己采购;产品靠自己销售;包括资金方面,银行也在向商业银行转型,当时叫“断奶”。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变。与这场涅槃重生相伴随的,就是那句话——“不找市长找市场”。

事实上,市场经济下,“找市长”,企业或能有“一时之利”,却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更不用谈产业的辉煌。张思平在演讲中就回顾了上世纪深圳以“市长”之力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却“有心栽花花不开”的过程。包括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国内最早的科技工业园,80年代末组建的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赛格集团,还有90年代重组的深圳市属国有企业规模最大的特发集团。张思平说:“试问本世纪以来深圳哪个高科技产业、哪个知名高科技企业、哪一代高科技产品,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按照产业规划和政策发展起来的?华为、中兴不是,腾讯不是,大疆更不是。可以说深圳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大都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和曲折磨难而逐步成长起来。”这恰是“不找市长找市场”。

“不找市长找市场”,另一个层面的实例,则在浙江。改革开放之初的浙江,发展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从正面回答能不能做生意、能不能办市场开始的!从温州“八大王”的绝地逢生和义乌农妇的“当街摆摊”开始,解放思想之后,浙江的专业市场一路崛起,星火燎原,以至于我们说起浙江,常常把他们叫作“市场大省”。办市场,只是一个有形的载体,载体背后的市场经济本质带来的思想洗礼、观念更新,才至关重要。今年3月,第六届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商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浙商总会会长、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会上发言时说:“浙商面对困难挑战不找市长找市场,总是主动面向市场找方法,在克服困难中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可以说,浙江今日的经济活力如此生机勃勃,与浙商已然将“不找市长找市场”融入血脉基因莫不相关。

“找市长”还是“找市场”,王志纲在其书《大国大民》中一节“山东要向深圳学什么?”有精彩表述:“山东企业格外迷信政府,政府同样热衷于插手企业经营。由于缺乏制度的规范,政府的角色定位模糊,企业家也常常游走在灰色地带,起高楼与楼塌了都不过转瞬之间。只有当政界、商界和民间都认识到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准绳,彻底激活市场的活力,山东才能真正走出停滞。”

这也就引出了“不找市长找市场”的B面思考,即当我们要求企业“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同时,“市长”发展经济,包括招商引资,又该如何发力?

其实,张思平的演讲中已有答案。张思平说:“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给了一些必要的支持,但总的来说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资金、提供大量土地,与对国有企业在发展科技产业给予的资金政策、土地等要素支持相比,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直接支持是很少的。政府主要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在这种市场竞争机制和良好服务体系的大环境下,深圳的民营经济经历了80年代起步,90年代成长,21世纪初随着加入WTO后的快速崛起,进而成就了深圳高科技的辉煌。”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这才是“市长”们该浓墨重彩着力的地方。于此,王志纲在纪念深圳改革开放40年时曾有一个比喻:“在生态学的概念中,维持一片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好环境中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但凡是政府用力过猛,结果往往会破坏生态;政府用力适当、无为而治、有求必应,无需不扰的时候,反而会出现充分的自由繁荣。”这个比喻的正面陈述则是——“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其实,近年来,“找市长”还是“找市场”,逐渐又成舆论的焦点。比如北京日报今年2月刊文《如何看“市长一个电话就解决”》,经济日报今年3月刊文《好的营商环境未必要找市长》。这既与当前企业经营遭遇颇多困境有关,亦与各地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相关,更直接关联到各地招商引资“拼”经济的成效。也所以,再引用一次张思平的演讲中言:“实事求是地说,没有深圳政府提供的高质量的服务体系,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也不会如此成功。”

这个体系,具体有五: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为高科技发展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建立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人才服务体系、建立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建立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建立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或许,这才是我们发展经济、培育产业和招商引资最该发力的地方。(华翔)

编辑:朱超

审核:沈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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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翔

■摘要

企业发展要“不找市长找市场”,政府招商当“盯老板更盯市场”,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取胜。

深圳没有名牌大学,也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深圳高科技企业却蓬勃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辉煌?公众号“招商引资总参”近日刊发了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在一次会议上的演讲。张思平演讲中的一句话,颇让人有感,甚至被公众号小编摘出来做进了文章标题。这句话就是:“凡是天天找市长,向政府要政策的企业,或者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不择手段去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的科技企业没有几个最终成功的。”

于是,想起了上世纪一个颇具标志性的口号——“不找市长找市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企业大多数为吃皇粮的铁饭碗单位,资金是国家安排的,生产计划、供应和销售也是国家安排的,一切问题都是只找“市长”不找“市场”。改革开放初期,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对国有企业冲击巨大。当时,企业必须转变观念,原材料供应要靠自己采购;产品靠自己销售;包括资金方面,银行也在向商业银行转型,当时叫“断奶”。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变。与这场涅槃重生相伴随的,就是那句话——“不找市长找市场”。

事实上,市场经济下,“找市长”,企业或能有“一时之利”,却无法获得真正的发展,更不用谈产业的辉煌。张思平在演讲中就回顾了上世纪深圳以“市长”之力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却“有心栽花花不开”的过程。包括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国内最早的科技工业园,80年代末组建的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赛格集团,还有90年代重组的深圳市属国有企业规模最大的特发集团。张思平说:“试问本世纪以来深圳哪个高科技产业、哪个知名高科技企业、哪一代高科技产品,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按照产业规划和政策发展起来的?华为、中兴不是,腾讯不是,大疆更不是。可以说深圳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大都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经历了千辛万苦和曲折磨难而逐步成长起来。”这恰是“不找市长找市场”。

“不找市长找市场”,另一个层面的实例,则在浙江。改革开放之初的浙江,发展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从正面回答能不能做生意、能不能办市场开始的!从温州“八大王”的绝地逢生和义乌农妇的“当街摆摊”开始,解放思想之后,浙江的专业市场一路崛起,星火燎原,以至于我们说起浙江,常常把他们叫作“市场大省”。办市场,只是一个有形的载体,载体背后的市场经济本质带来的思想洗礼、观念更新,才至关重要。今年3月,第六届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商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举行。浙商总会会长、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会上发言时说:“浙商面对困难挑战不找市长找市场,总是主动面向市场找方法,在克服困难中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可以说,浙江今日的经济活力如此生机勃勃,与浙商已然将“不找市长找市场”融入血脉基因莫不相关。

“找市长”还是“找市场”,王志纲在其书《大国大民》中一节“山东要向深圳学什么?”有精彩表述:“山东企业格外迷信政府,政府同样热衷于插手企业经营。由于缺乏制度的规范,政府的角色定位模糊,企业家也常常游走在灰色地带,起高楼与楼塌了都不过转瞬之间。只有当政界、商界和民间都认识到市场才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准绳,彻底激活市场的活力,山东才能真正走出停滞。”

这也就引出了“不找市长找市场”的B面思考,即当我们要求企业“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同时,“市长”发展经济,包括招商引资,又该如何发力?

其实,张思平的演讲中已有答案。张思平说:“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给了一些必要的支持,但总的来说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资金、提供大量土地,与对国有企业在发展科技产业给予的资金政策、土地等要素支持相比,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直接支持是很少的。政府主要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在这种市场竞争机制和良好服务体系的大环境下,深圳的民营经济经历了80年代起步,90年代成长,21世纪初随着加入WTO后的快速崛起,进而成就了深圳高科技的辉煌。”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这才是“市长”们该浓墨重彩着力的地方。于此,王志纲在纪念深圳改革开放40年时曾有一个比喻:“在生态学的概念中,维持一片湿地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在于保持好环境中千分之三的含盐量;同样的,如果把深圳比作一块大湿地,如何维持市场盐分的合适比例,是政府的主要职能。至于湿地的食物链如何构成,是鸟吃鱼、鱼吃虾、虾吃虫还是虫吃土,甚至鱼跳起来吃了鸟,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与政府无关,活力四射的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的主角。但凡是政府用力过猛,结果往往会破坏生态;政府用力适当、无为而治、有求必应,无需不扰的时候,反而会出现充分的自由繁荣。”这个比喻的正面陈述则是——“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时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其实,近年来,“找市长”还是“找市场”,逐渐又成舆论的焦点。比如北京日报今年2月刊文《如何看“市长一个电话就解决”》,经济日报今年3月刊文《好的营商环境未必要找市长》。这既与当前企业经营遭遇颇多困境有关,亦与各地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相关,更直接关联到各地招商引资“拼”经济的成效。也所以,再引用一次张思平的演讲中言:“实事求是地说,没有深圳政府提供的高质量的服务体系,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也不会如此成功。”

这个体系,具体有五: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为高科技发展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建立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人才服务体系、建立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建立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建立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或许,这才是我们发展经济、培育产业和招商引资最该发力的地方。(华翔)

编辑: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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