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春波

我出生于镇江东乡沙腰河畔土地桥村一个贫穷的农家，童年时期家境贫寒，姐弟五人，我是老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父母均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面朝黄土背朝天挣工分糊口的农民，收入低微，生活困难，常常连学杂费都交不上。在株树头小学读书时，为了响应当时的教育方针，我本来已上四年级了突然莫名其妙地又将我们这届学生统统降成了三年级。

1972年，我们这届读了六年小学的学生终于从五年级的班上毕业回了家。然而，眼看暑假已经过了十多天，再过一个月就要去石桥中学报名了，但我知道家里给我们兄弟准备的学杂费八字还没一撇，便焦急地问母亲：“妈，我今天拿到初中入学通知书了，马上要去石桥中学报到了，学杂费该准备好了吧？”

“要几块钱？”母亲问我。“二块三的学费，一块七的书费，总共四块钱。”我回答。“怎么学杂费要这么多，家里哪有这么多钱呀？再说，你弟弟也读五年级了，家里七拼八凑总共才有两块钱呢！”母亲一脸愁容地说。

母亲的话让我很难受，家里只有两块钱，我急死了，没有钱就报不了名，弟弟也要读书，这可怎么办？小学时，我的学习成绩挺好，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三，老师们都说我是块读书的料……家里姐弟多，全家七口人全凭父母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尽管勤扒苦做，家里每年还是“超支”，哪来的余钱呢？

“天无绝人之路。”父亲在一旁边吸着水烟，边缓缓地说。“你表哥国权已经每天到野地里采集中草药为自己筹措学杂费了，你不能也像国权一样趁还没开学每天去采一点中草药拿到公社供销社采购站卖些钱。这样就能解决学杂费问题了。”

“好！”我茅塞顿开一脸兴奋地答应着。“唉，我知道你还小，身体不大好，人又瘦弱，采挖中草药是要吃苦的，也是没办法，家里实在是太穷了，你就多吃些苦，我知道你喜欢读书，将来若是恢复高考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送你读书的。”听得出来，父亲说这话时，内心也是很痛苦的。“我会好好读书的，也会多采挖中草药，卖了钱，也要给弟交学杂费，弟弟也应该读书。”我坚毅地说。

当天下午，我便邀上正宏、顺林、良玉等伙伴跟着表哥国权一道到野地里采挖中草药去了。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烤得大地发烫，我们几个衣衫不整的孩子全然不顾地手提竹篮、肩挎背篓，穿梭在烈日下的田野，拨开那些野草，抡起小小的镢锄，一下又一下，泥土落在了我们的头发上，灌进了布鞋里，我们也全不在意。每当竹篮、背篓装满了中草药时，我们便高兴地唱起“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等电影插曲，仿佛是一场战斗的胜利者，高高兴兴地带着“战利品”回家了。

我们采挖中草药的品种主要有半枝莲、半夏、蒲公英、车前草、马齿苋、野枸杞、金银花等。在采挖过程中，我们渴了就走到沟渠边，洗洗脏兮兮的手，张开两个小手掌，拼在一起，把水掬起来喝。

实际上，采挖中草药也有危险的时候。一天，我和四五个孩子到芦滩头田块里挖半夏，我老远看见一丛半枝莲亭亭玉立在河滩上，十分显眼。那是一块陡坡地，我们当时处在此地的高处。发现这丛半枝莲的，还有正宏和顺林。我们三人都像火箭一般从三个方向冲向那丛半枝莲，快达目标时，一条近一米长的蝮蛇从那丛半枝莲根附近快速游出来，将庄稼打起了一行波浪，我们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止步，全都摔倒了。

“田里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每天我都将采摘回来的半枝莲、马齿苋、蒲公英、车前草、半夏、菖蒲根以及蝉蜕、蟾蜍浆等中草药材拿回家摊撒在大石板上晾晒，分类存放。一个假期，居然积攒了近百斤。开学前拿到公社供销社采购站卖了18.60元，足够交一个学期的学杂费了。

这下好了！不但我和弟弟的学杂费问题解决了，我用剩余的钱给母亲买了一枚针箍以及棉线，还买了自己喜欢的连环画、钢笔等，剩余的交给母亲给家里买盐打煤油。

采挖中草药是一个能解燃眉之急的有效途径，学杂费用难题解决了，但由于我读中学时严重偏科，数、理、化、外基础差，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没有能跨入大学的门槛。后来，虽被在做临时工时的工商部门推荐到苏州大学委培进修，但没能正儿八经地考取大学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冰心先生说过：“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斗转星移，六十多年过去了，那段采挖中草药的日子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定格成美好的回忆。

作者自述

吴春波  东乡姚桥解放桥村人，出版《沙腰河畔》《江河交响》《行者人生》等著作，现任镇江市儒商协会秘书长。

编辑：朱超

审核：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