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德平

在布拉格，除了里尔克，还有一个不受待见的作家，他就是米兰·昆德拉。

在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这是昆德拉视野中最好的旅行。布拉格并不是很大，最好是在从容淡定的步行中，来体味它的底蕴，这样会少一些尘嚣浮动。甚至连行走也可以中止，就伫立于老城广场，让蔡依林的那首《布拉格广场》在脑海里单曲循环。

资料图：布拉格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 摄

虚幻的歌词倒也唱出了几分真切：“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其实布拉格并没有布拉格广场，许愿池更是一个“嫁接”。不过，要是推选一个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广场，拥有近千年历史的老城广场，定然是当仁不让。

在老城广场，我无心去等候天文钟里耶稣十二门徒的木偶轮番亮相整点报时的那刻，也无意去联想欧洲的童话中精灵飞旋聚会的一幕。我痴痴望着广场中央的那个雕像，他仿佛不是扬·胡斯，而是米兰·昆德拉。他向我投来一瞥坚毅的目光，我心领神会——那眼眸里深深的倒影早已洞穿了布拉格的薄情。

掐指算算，昆德拉在捷克整整生活了四十五个年头，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布拉格。老城广场是他精神所系之地，这里的一砖一瓦每一块石头他都认识，昆德拉以它为背景写下了代表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也是昆德拉在作品中无数次提到过的地方。那个放弃了医生职业在这个广场上洗过玻璃窗的托马斯，就是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矜心作意的人设。昆德拉虽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神，但绝对是捷克当代文学不能忽视的人物。

我对这个城市最初的记忆，是来自那个缅邈的“布拉格之春”。捷克人想要的“春天”，实骨子就是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一场改革。初初描绘这“春天”模样的是捷克的作家们。当时捷克文坛，教条主义盛行，公式化的诗歌到处泛滥。1967年，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玩笑》面世，成为文学界的一件大事，立即引起了社会轰动。《玩笑》写成后，最初书报检查员认为，小说中有关劳改营的描述“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要求删除这一段。但昆德不肯就范，在他的坚持下小说得以付梓。

《玩笑》的主人公原是一位学生会干部，由于在给女友的明信片中开了一个政治玩笑，被开除党籍和学籍，放逐到矿区劳改营。十五年后，他偶然遇到了当年整他的学生会干部的妻子，为了复仇，他开始设法勾引她，等到他终于如愿以偿时，他才发现时代已经改变，那个整他的人早已改变了观点，表现得比他还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更令人尴尬的是，他的仇人早已另有新欢，精心策划的复仇变得毫无意义，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玩笑。

哪晓得，比昆德拉的《玩笑》更大的玩笑接踵而至——由于文人的过于躁进，昆德拉成了出头的椽子，为了心中的那份盼头，他充当了急先锋。那一幕已被历史定格：当年，捷克召开作家代表大会，膺选为作协主席团成员的昆德拉率先发难，他批评当局使捷克文学与欧洲文学隔绝开来，使得捷克优秀的文学传统被抛弃，成为枯燥无味的宣传品。他言之凿凿，其目的和意图也那么的彰明较著。继昆德拉发言之后，其他作家也一哄而上，对作品检查制度进行了抨击。作家们的发言与改革派形成合力，一下子点燃了民众心头要求改变现状的那把火。

苏联老大哥容不下捷克这个小兄弟另辟蹊径，1968年8月20日主动开衅，闪电式地端了捷克，坦克开进了布拉格街头，老城广场挤满了苏军。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文学往往会取代新闻的作用。苏联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们进入布拉格后，第一个占领的政府机关就是捷克作家协会。“布拉格之春”的结果开的不是鲜花而是炮火。

捷克沉默了，惟有文人们还在叫板：我们的言语还在风中传扬，你们不能用枪炮击落言语。然而，文人的笔管子尖，却是抵不过兵家的枪杆子硬，文人的叫板面对炮火终究显得苍白。昆德拉和捷克一样，陷入了羞辱，他一下子从龙头成了婪尾，被清除出党，作品被禁，遭遇令人咨嗟惋叹。

不幸中的万幸，是在昆德拉的至暗时刻，三位南美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伸出援手，从中斡旋，想设法让昆德拉离开捷克。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布拉格，昆德拉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在伏尔塔瓦河边一个桑拿浴室里同他们接头。

当时，布拉格到处都是隔墙有耳，好像克格勃的线人无所不在。桑拿室兴许是昆德拉所能想到的最最安全的地方了。于是有了下面这样有趣的场面：几个赤条条的作家躺在热气腾腾的桑拿室里，听昆德拉讲述布拉格赤条条发生的一切。 三位作家的来访，给昆德拉带来了巨大的安慰，对昆德拉来说，那是一段温暖的记忆。1975年昆德拉终于被批准离开捷克，他流亡法国，从此永远地与异乡人为伴。

要说米兰·昆德拉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品，无疑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1987年，它一经出版大红大紫，正版就卖出了上百万册，中国迅速引来了一波“昆德拉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后，作家对创作新路面临困惑。亟盼看到富有启示意义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昆德拉对历史题材独特的叙事方式，无疑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借鉴的可能。事实上，它多多少少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实践。《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对性、情色惊人直白的描写，即写作的贴肉状态，也确实让不少作家眼前一亮，甚至直接推动了“下半身写作”，以至于后来出现了“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样的诗句。

上世纪九十年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几乎成了“文青”的标签，尤其在大学校园，腋下夹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都会让神色加分。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几乎是“文青”的必修课，要是谁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都没看过，说不定会被排上“鄙视榜”。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张藏藏，在镇江文联工作过一阵。同在一城，煮酒论诗，以文会友。熟不拘礼，我一直唤他乳名小波，倒是叫也顺口听也亲切。他曾把我的散文《无边》推荐给宗仁发，发表在当时的《关东文学》上。小波离开镇江时，把身边所有的书都赠予了我。其中就有他刚买的新书《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小波读的是华师大教育系，他留下的书，不少有关他专业的我无暇顾及只能束之高阁。

不过，《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倒是放在手边，虔读了好一阵。奇怪的是彼时打开书，突然就有了一种“一虾三吃”的感觉：初初看像是一本随笔、杂感，往下读看到了爱情故事，再翻翻成了思想录。真是应了那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名言，除了一些人云亦云的评介外，我也收获了算是私人的心得。

编辑：毛蕴劼

审核：杨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