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再年

陵墓华表是南朝陵墓石刻的一种。在诸多同为国之瑰宝的梁代陵墓华表中，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华表因别具个性而独放异彩，它是绝无仅有的南朝帝陵华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家拨给专款，将清末劈离柱体的矩形文字石额，运回陵所，与遭雷击散落的华表构件归拢。在专家的指导下，再现了建陵华表的风姿，虽然因无依据，无法恢复莲盖上原伫立的小兽，但修复后的建陵华表仍光彩照人，魅力无比，观赏考察者纷至沓来。此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历史性和地域性的丹阳南朝陵园的规划工作正在启动，规划将突现梁陵石刻的风采。

建陵华表石额

陵墓华表形制

《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李贤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为标，谓之神道。”据《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载：齐武帝将宋文帝长宁陵隧道前（即神道）中的华表和麒麟迁徙，“形势甚巧，后诸帝王皆模范而莫及也。”可见南朝帝王陵墓列置华表始于刘宋，萧齐因之，而现有南朝帝王陵墓遗有华表的，除江宁宋墅、侯村、耿墓岗和南京笆斗山徐家村四处南朝佚名墓具体王朝待考外，余均为梁朝遗物，它们是：南京地区的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梁安成康王萧秀墓、梁吴平忠侯萧景墓、梁建安敏侯萧正立墓、梁新渝宽侯萧暎墓、梁建安郡王萧伟墓；镇江地区为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和梁南康简王萧绩墓。

这十二处十九件石制陵墓华表，完整的造型系由柱础、柱身和顶盖三部分组成。柱础，上部为覆盆状，浮雕一对环绕柱根的交尾翼龙，其下为方石，四面浮雕神怪异兽；柱身椭圆，柱表纹饰繁富，通体雕有凹槽纹和外突的束竹纹，还饰有浮雕交颈龙纹、绳辫纹。柱身上端有矩形石额，俱阴刻文字标志墓主身份；顶盖为覆莲状，其上伫有一小兽，多为辟邪。华表的作用正如《隋书·礼仪志》所述：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皇帝诏令“申明葬制……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南朝陵墓华表与东汉（华表）形制基本相同，但在柱顶有莲花纹圆盖和蹲姿小辟邪，是南朝特有的创造。承传汉代风格并创新而成的南朝陵墓华表应是南朝陵园制度的产物。

南朝陵墓华表

南朝陵墓华表常与石兽、石碑等成组配置，相对立于陵墓神道两侧。华表，称“碣（楬）”，也称“桓表”，又称“谤木”“华表木”，相传尧舜时于交通要道树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淮南子·主术训》：“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可见最早的华表是木制无疑，故有“楬”之称，兼有“著其姓名之意”。文献记载西汉华表已很流行，但实物仅见于东汉，且已改为石制，柱上有小碑（矩形石额），刻官职人名的“神道”之称，故仍有“楬”的作风。华表从木制演变为石制，存世更为永久坚固。

紧贴柱身上端束竹纹的矩形石额，上下有绳辫纹，似为“诽谤木”捆绑，供写谏言用。华表柱身上、下端均有榫头，顶盖、柱础均有与其相合的卯眼，这样的榫卯结构，将华表柱础、柱身和顶盖紧密地结合起来。新石器时期“河姆渡文化”遗物证实，约在公元前5000-前3300年，我们的先人的榫卯结合木构技艺已相当成熟，历代承传，制作华表自不例外，尽管以后华表材质从木质转为石质，但这种传统建筑的手段仍在沿用。

华表不倒原因

建陵华表挺立旷野，排除雷击致使的损毁，高近5米的残柱挺立千百年不倒的原因，1990年5月在修复陵墓华表时得以发现。

经考古发掘，发现建陵神道南侧华表柱础有15厘米厚的石板底座，其下是平面为南北长4.83米，东西长4.6米左右，1.25米厚的夯土地基。夯土地基共分10-23厘米厚度不一的八层，采用方形夯、圆形夯和平夯综合手段将地坑内回填生土逐层夯实夯平，每层夯面都经焙烧形成硬面。如此简易实用的方法构筑出坚实的华表地基，使华表千百年不倒巍然矗立于陵所。

华表柱身隐陷的直刳棱纹（凹槽纹），柱身横截面外缘呈连弧状，两弧连接成尖齿状，连弧纹在汉代则为常见纹饰。如前述，华表经历了从木制到石制的演变过程，采用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木构技艺。

华表细部

华表细部探讨华表细部

纵观诸南朝陵墓华表，柱身石额均正对前方，惟梁文帝建陵华表有独到的艺术表现手法，石额相对而置。阴刻文字“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一正书一为反书，互为镜中形象，这种镜面对称艺术的表现手法，在所存十九件南朝陵墓华表中仅此建陵华表一例。

十九件南朝陵墓华表，完整者虽少，但能明辨它们的造型大体相似，只是不应忽视各华表细部的不同表现，其文化色彩不尽相同，因此对南朝陵墓华表不能一概而论。如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石柱上矩形石额的侧面，阴线刻有一幅比丘擎花图像，这显然是佛教艺术的做派。而对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华表，我们注意到，萧顺之卒于南齐，其子萧衍缔造梁朝称帝后，追认他为文皇帝，同时为其营造皇帝规格的建陵。其时，艺术风格不因齐灭梁兴而变更，建陵石刻虽营建于梁初，但应是南齐风格，此其一。

其二，梁武帝早年是信奉道教的，他多次礼聘齐梁时期道教思想家陶弘景入仕，虽然陶弘景隐居句曲山（茅山）不出，但朝廷大事动辄就前往咨询，于是时人称陶弘景为“山中宰相”。可见他对道教的尊崇。虽说天监三年（公元504年）武帝正式下诏弃道归佛，但也不至于超前融佛教文化于其父的陵墓建筑。

杨再年与罗哲文（右一）、郑孝燮(左一）考察建陵石刻

对“莲”的解释

莲虽是一种富有宗教色彩的奇花，但把莲统归于佛教文化那就不合理了。莲，又称荷花、藕花、水芙蓉、芙渠、菡萏，多年生水生花卉。叶大而圆，翠绿如盖。夏日开花，有红、白二色。亭亭玉立，香远益清，素有“翠盖佳人”“花中君子”之美称。误谈了半个世纪的中国荷花“原产印度”的说法已被我国科研成果予以澄清。中国早在1.4亿年前就在荷花的分布范围内，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莲的花粉化石，在距今5000年的河南“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两粒碳化莲子。我国民间还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在中国文艺史上，以荷花为题材的作品是多不胜数。莲花清雅圣洁，古往今来是广为人们喜爱、尊崇的花卉。

《乐府诗集》记载：“梁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弄》七曲”，《采莲曲》为其一，此题梁代作者甚多，武帝之子，以后的梁简文帝萧纲将诗情与画意结合，作采莲曲一首：“晚日照空矶，采莲承晚晖。风起湖难渡，莲多采未稀。棹动芙蓉落，船移白鹭飞。荷丝傍绕腕，菱角远牵衣。”写得清疏恬淡，富有逸趣，这都反映了帝室对莲荷的钟爱。所以说，艺术家将莲花设计于华表还用佛教文化启发吗？

还有中国古代思想家企图用日常生活中可见的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创“五行”说。较早的资料主要保存在《左传》《国语》《尚书·洪范》等书中。战国时代，“五行”说颇为流行，并出现“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相生”意味着相互促进，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等，“相胜”即“相克”，意味着互相排斥，如“水胜火，火胜金”等等，这些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因素，广为人们接受。陵墓华表的设计营造也不会例外。石质华表系由木质转变，而木生火易毁，于是人们专工“水胜火”，莲生水中，自可胜火，雕刻于柱顶便可免“火焚之劫”。这种表现手段创作出了传承汉代华表形制基础上的新的艺术形象。

图片由杨再年提供。

编辑：毛蕴劼

审核：滕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