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一万家。"汩汩流淌的运河，为江南经济带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清代诗人查慎行这两句名诗正是当时运河漕运给镇江带来空前繁荣的生动写照。
远在秦汉时期，我国史书就有了关于漕运的记载。"漕"是利用水路运送漕米到集中地点的意思，漕运则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漕运用的船，叫漕船。漕船载运的粮、米，叫漕粮、漕米。驾驶漕船的军队和民工，叫漕军、漕丁和漕夫。到了隋朝，漕运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也为了漕运南方粮食和丝帛以供应关中地区，隋朝时修筑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的水运不但满足了南北市场的商业需求，而且惠泽两岸人民，刺激了运河城市的兴起与繁荣，使各地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隋朝大运河的贯通确立了京口是江南运河入江口的主门口地位，明确了镇江河段是江南运河的主航道。坐落在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与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交汇点上的镇江，成为东南交通枢纽和东南漕运咽喉。
大运河的贯通，让漕运进入了大运河时代。除担负南来北往交通运输的一般功能外，大运河还担负着漕运的专项功能，因而常被雅称为漕河。
隋及唐前期，漕粮的供应主要依赖于黄淮地区。但经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北方地区深受战乱蹂躏，人口凋零，土地荒芜，而江淮相对安定，且随流民大量涌入，江淮及江南出现新一轮开发浪潮。东南的粮食生产及财赋所出超过了北方，成为唐王朝粮食及财富的主要供给地，每年从东南漕运到京师长安的粮食数十万石至一两百万石不等，最多时为三百万石。除粮食外，"财赋所产，江淮为多"，到中唐德宗统治时，如韩愈所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唐代漕运大体分为三段：陕西一段、河南一段、江淮一段，三段中"最重者京口"。
唐德宗时北方发生"四王二帝之乱"，河北三镇与淄青、淮西节度使联兵对抗中央，江淮以上漕运阻断，加上蝗灾，关中发生饥荒，长安告急。德宗兴元元年(784 年)，浙江东西道节度使、润州刺史韩滉以500名弩手护送100艘粮船，自润州武装押运到陕西长安。其时关中米价飞涨，斗米值钱五百文，"及滉米至，减五之四"，也就是说斗米只卖一百文了。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关中再度饥荒，禁军相呼于道，德宗不知所措。韩滉自润州再次运米三万斛到陕，德宗闻讯高兴非常，竟立马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长安神策六军禁军"皆呼万岁"。
自古以来镇江就是港口、河口城市，为适应江运、河运之需，造船业、修船业发达，是本地手工业的支柱性产业。隋唐时交通运输的新格局给镇江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镇江在具有军事重镇地位的同时，还以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著称于海内。漕运，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船只。唐初，太宗欲征高丽就曾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十二州之中就有润州。唐后期镇海军节度使韩滉曾在润州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运载水军5000人自焦山江面下驶至海口，巡弋扬威。 5000人分载三十余艘船舰，则每船可载运一两百人，体积、容量在当时已是相当大。
除造船外，丝织业也是镇江传统的手工业，安史之乱后随看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丝织业中心也由北方移到四川成都和南方两浙地区，其中浙西主要产地是苏州、杭州、常州和润州。润州所产布帛有罗、绫、绢、纱、布等品种，其中罗有大花罗，绫有水纹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和方纹绫等，均为贡品。此外，润州金坛县所织的丝布、苎布也因精丽，被列为贡品。
工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在隋代，"京口东连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唐代润州城既是州治所在，又是浙西理所所在，城市规模比东晋南朝时又有扩大，城区再次向西移动，由原北固山前峰鼓楼岗及花山等岗地向南及西开阔地带扩展。漕运之利，成就了镇江漕运事业的兴盛，引出了江南文化的持续蓬勃……（马彦如 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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