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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吴子周

2018-05-11 17:46

我的祖父吴子周(1884—1957)先生,一生基本上都是在镇江度过的。现在很多人人对吴子周这个名字已经很生疏了,因为他去世已经六十多年。可是我最近发现镇江的媒体上不时出现吴子周的名字:如2017年1月镇江市政协编辑出版了一本书《镇江中医药名家》,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吴子周;又如2018年2月镇江某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镇江狗年‘史记’,120年换了人间”》,记载了1910年吴子周、陈邦贤创办了第一个镇江中医学校。我不经意间浏览镇江市中医院的《镇江中医文化科普宣传网》,在“名家荟萃”的专栏内,把名家分为“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和“市名中医”三栏,“国医大师”只有吴子周一个人的名字。

每当看到祖父吴子周的名字,都会勾起我对祖父的缅怀。

上世纪上半叶的一代名医

祖父年轻时曾经报考过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录取后被曾祖母所阻而未能去就读。后来跟随其伯父吴兰宾学习中医。

祖父从踏入中医大门的那天起,就把“仁心仁术”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祖父说过“仁心仁术”中,核心是“仁心”。一个医生如果没有“仁心”,何谈“仁术”?即使有精湛的“医术”,也不可能解救众生的病痛。

镇江曾为江苏省省会,市内多达官贵人,商业巨子。祖父不仅给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看过病,而且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病治好了,医生与曾经的患者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国学大师柳诒徵先生、镇江乡贤陆小波先生、安徽籍画家杨太晚先生,均与祖父交往情深。柳老为祖父题写过一副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俱有情”。杨老为祖父画过一幅雄鸡傲立的中堂。该画长期挂在我家故居(大刘李巷1号,后来因建电力路拆迁)北面的客厅中。

此外,祖父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患者群。这个患者群主要是困难群体。祖父对他们比为达官贵人、商业巨子看病更为上心。因为在开处方选药材时,要做到性价比尽量地高,往往要煞费苦心。对穷困的病人,祖父不仅不收诊费,而且还赠送药品(丸散膏丹),后来还办了慈善医院。

抗日战争初期,祖父在上海待了几年。开的诊所患者盈门,以致候诊室显得拥挤,不得不把自家的生活面积压缩,把诊所的面积扩大,成为当时上海的名医。

祖父被业内同仁尊称为儒医。他曾说过若是不能熟读《黄帝内经》的原著,就没有资格称是一名中医。祖父不仅对《黄帝内经》融会贯通,而且藏有珍贵的版本。此外他还珍藏了大量十分珍贵的古代中医典籍。他对这些典籍进行过认真刻苦的钻研。

中医学校教育的开拓者

在他26岁那年(1910年),他联合陈邦贤(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医学史专家)等人创建了镇江自新医学堂,1912年更名为丹徒自新中医专科学校。他不仅担任校长,而且兼内科学教授,自编了《内科学讲义》。任课教员则主要由自己和当地名医陈泽、杨燧熙等担任。每期招生30名,分预科和正科,学制为四年。这所医校被研究者公认为清末民初标准的中医学校, 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 有规范严格的学制及合理的课程设置。开近代中医学校教育之先河,而之前中医都是师徒传承。

镇江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

医学院校没有自己实践的附属医院是难以为继的。因此1921年祖父又在镇江宝盖路西段办起了一所卫生医院,各科基本俱全,有内、外、儿、妇、针灸科,以中医为主治疗疾病。医院有自己的中药房,能自制各种中药。而且是一所慈善医院、一所中西医结合医院。这所卫生医院,是镇江最早的正规医院。2010年镇江市文物局把卫生医院旧址作为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遗存,认定为“镇江市优秀历史建筑”。

早在1910年祖父就联合镇江、扬州的名医袁桂生、陈邦贤、卜世良、陈泽等同仁组织《医学扶轮社》,办起了《医学扶轮报》,袁桂生负责具体编辑事务。《医学扶轮报》上发表过很多镇扬名医的文论,例如袁桂生的《论今日医学界急宜扩张其势力以图自存》、陈邦贤的《中西医学分科相同论》、吴子周的《痘科明辨》等。在那个年代该报就倡导中西医汇通。那时有一个日本的名医来华访问。祖父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与其进行学术交流。

中医药事业的坚定捍卫者

上世纪初,中国曾出现数次歧视、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论战,其中有1913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1922年北洋政府“取缔中医条例”、1929年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几次大论战。几次关键时刻,祖父都挺身而出,捍卫中医药事业。

1922年北洋政府颁发了一个取缔中医的条例,更是全国大哗。祖父在第一时间联合上海名医施今墨、陈存仁等奔走呼号联名请愿,并在报刊上撰文驳斥当局的谬论。最终北洋政府收回成命。

1929年民国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等提出废止旧医提案”,企图废止中医。为了反对这一决议,祖父联络镇江名中医褚润庭、章寿芝、陈健侯等以及南京中医邹云翔等奔走于上海、无锡、常州、南京等地,委托陈健侯写抗议文章,撰写《镇江中医公会声明》,刊于《苏报》上。随之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纷纷响应。3月17日全国中医药界代表聚集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镇江的首席代表就是会长吴子周。大会抗议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废止旧医提案”,会后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终于迫使民国政府撤销“废止旧医提案”。设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也获得胜利通过。

镇江乃至江苏省当时中医药界的领军人物

1922年,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祖父担任了副会长。

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央国医馆。各省也相继建立了省一级的国医馆。祖父被推举为中央国医馆的名誉理事、江苏省国医馆的董事长。1933年7月,江苏省国医馆医药专门委员会成立,确立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药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的宗旨,由吴子周负责制定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在各省成立分馆,举办国医医院、国医传习所。此外,还编辑出版了一批中医药学术著作。1936年初,遵照中央国医馆的指令,成立了江苏省国医馆医药改进分会,祖父兼任了该会会长。江苏省国医馆及医药改进分会的成立,对全省中医药学术事业的繁荣,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一直是镇江市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并一直担任镇江中医协会的理事长。他在推动中医事业发展和繁荣的同时,积极倡导中西医的结合。

现在可以告慰祖父的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中医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国内中医院也遍地开花,为万千病患送去福音。(编辑 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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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吴子周(1884—1957)先生,一生基本上都是在镇江度过的。现在很多人人对吴子周这个名字已经很生疏了,因为他去世已经六十多年。可是我最近发现镇江的媒体上不时出现吴子周的名字:如2017年1月镇江市政协编辑出版了一本书《镇江中医药名家》,第一个介绍的就是吴子周;又如2018年2月镇江某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镇江狗年‘史记’,120年换了人间”》,记载了1910年吴子周、陈邦贤创办了第一个镇江中医学校。我不经意间浏览镇江市中医院的《镇江中医文化科普宣传网》,在“名家荟萃”的专栏内,把名家分为“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和“市名中医”三栏,“国医大师”只有吴子周一个人的名字。

每当看到祖父吴子周的名字,都会勾起我对祖父的缅怀。

上世纪上半叶的一代名医

祖父年轻时曾经报考过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录取后被曾祖母所阻而未能去就读。后来跟随其伯父吴兰宾学习中医。

祖父从踏入中医大门的那天起,就把“仁心仁术”作为自己做人做事的准则。祖父说过“仁心仁术”中,核心是“仁心”。一个医生如果没有“仁心”,何谈“仁术”?即使有精湛的“医术”,也不可能解救众生的病痛。

镇江曾为江苏省省会,市内多达官贵人,商业巨子。祖父不仅给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看过病,而且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病治好了,医生与曾经的患者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例如国学大师柳诒徵先生、镇江乡贤陆小波先生、安徽籍画家杨太晚先生,均与祖父交往情深。柳老为祖父题写过一副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俱有情”。杨老为祖父画过一幅雄鸡傲立的中堂。该画长期挂在我家故居(大刘李巷1号,后来因建电力路拆迁)北面的客厅中。

此外,祖父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患者群。这个患者群主要是困难群体。祖父对他们比为达官贵人、商业巨子看病更为上心。因为在开处方选药材时,要做到性价比尽量地高,往往要煞费苦心。对穷困的病人,祖父不仅不收诊费,而且还赠送药品(丸散膏丹),后来还办了慈善医院。

抗日战争初期,祖父在上海待了几年。开的诊所患者盈门,以致候诊室显得拥挤,不得不把自家的生活面积压缩,把诊所的面积扩大,成为当时上海的名医。

祖父被业内同仁尊称为儒医。他曾说过若是不能熟读《黄帝内经》的原著,就没有资格称是一名中医。祖父不仅对《黄帝内经》融会贯通,而且藏有珍贵的版本。此外他还珍藏了大量十分珍贵的古代中医典籍。他对这些典籍进行过认真刻苦的钻研。

中医学校教育的开拓者

在他26岁那年(1910年),他联合陈邦贤(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医学史专家)等人创建了镇江自新医学堂,1912年更名为丹徒自新中医专科学校。他不仅担任校长,而且兼内科学教授,自编了《内科学讲义》。任课教员则主要由自己和当地名医陈泽、杨燧熙等担任。每期招生30名,分预科和正科,学制为四年。这所医校被研究者公认为清末民初标准的中医学校, 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 有规范严格的学制及合理的课程设置。开近代中医学校教育之先河,而之前中医都是师徒传承。

镇江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

医学院校没有自己实践的附属医院是难以为继的。因此1921年祖父又在镇江宝盖路西段办起了一所卫生医院,各科基本俱全,有内、外、儿、妇、针灸科,以中医为主治疗疾病。医院有自己的中药房,能自制各种中药。而且是一所慈善医院、一所中西医结合医院。这所卫生医院,是镇江最早的正规医院。2010年镇江市文物局把卫生医院旧址作为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遗存,认定为“镇江市优秀历史建筑”。

早在1910年祖父就联合镇江、扬州的名医袁桂生、陈邦贤、卜世良、陈泽等同仁组织《医学扶轮社》,办起了《医学扶轮报》,袁桂生负责具体编辑事务。《医学扶轮报》上发表过很多镇扬名医的文论,例如袁桂生的《论今日医学界急宜扩张其势力以图自存》、陈邦贤的《中西医学分科相同论》、吴子周的《痘科明辨》等。在那个年代该报就倡导中西医汇通。那时有一个日本的名医来华访问。祖父利用这难得的机会与其进行学术交流。

中医药事业的坚定捍卫者

上世纪初,中国曾出现数次歧视、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论战,其中有1913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1922年北洋政府“取缔中医条例”、1929年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几次大论战。几次关键时刻,祖父都挺身而出,捍卫中医药事业。

1922年北洋政府颁发了一个取缔中医的条例,更是全国大哗。祖父在第一时间联合上海名医施今墨、陈存仁等奔走呼号联名请愿,并在报刊上撰文驳斥当局的谬论。最终北洋政府收回成命。

1929年民国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等提出废止旧医提案”,企图废止中医。为了反对这一决议,祖父联络镇江名中医褚润庭、章寿芝、陈健侯等以及南京中医邹云翔等奔走于上海、无锡、常州、南京等地,委托陈健侯写抗议文章,撰写《镇江中医公会声明》,刊于《苏报》上。随之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纷纷响应。3月17日全国中医药界代表聚集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镇江的首席代表就是会长吴子周。大会抗议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废止旧医提案”,会后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终于迫使民国政府撤销“废止旧医提案”。设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也获得胜利通过。

镇江乃至江苏省当时中医药界的领军人物

1922年,江苏省中医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祖父担任了副会长。

上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央国医馆。各省也相继建立了省一级的国医馆。祖父被推举为中央国医馆的名誉理事、江苏省国医馆的董事长。1933年7月,江苏省国医馆医药专门委员会成立,确立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药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的宗旨,由吴子周负责制定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在各省成立分馆,举办国医医院、国医传习所。此外,还编辑出版了一批中医药学术著作。1936年初,遵照中央国医馆的指令,成立了江苏省国医馆医药改进分会,祖父兼任了该会会长。江苏省国医馆及医药改进分会的成立,对全省中医药学术事业的繁荣,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一直是镇江市的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并一直担任镇江中医协会的理事长。他在推动中医事业发展和繁荣的同时,积极倡导中西医的结合。

现在可以告慰祖父的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已经有长足的发展,中医已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国内中医院也遍地开花,为万千病患送去福音。(编辑 花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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