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我们去影城看电影，对座椅、音响、环境、效果都有一定的要求。可你能想象三十多年前看电影的场景是什么样子吗？坐在四周都是玻璃窗、挂着窗帘仍有些透光的体育馆里，鼓掌声、议论声、叫好声、嗑瓜子声夹杂着西晒的闷热，以及画面不太清晰的银幕和沙哑的音效，这种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恶劣”环境，却被上一辈人珍藏在青春的记忆里，就像一杯香醇的咖啡，回味无穷。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被禁锢压抑了十多年的群众文化生活得到解放。由于当时的娱乐项目很少，电影成了人们释放情绪最适合的载体和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许多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的老电影解禁，大量“文革”后拍摄的新电影涌现，喜剧片、农村片、爱情片、戏曲片、儿童片、反特片百花齐放，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人民电影院和大华电影院，每天门前都人山人海，只要是部电影，上座率就至少五成，到了晚上和周日肯定是满座，有时还在过道加座儿。能看上一场电影，算得上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有人提出了利用刚建成的体育馆不搞比赛的空闲时间放映电影。起初，是请影剧公司流动放映队。放映机放在观众席里，嗒嗒直响，光线不强，亮度不够，画面昏暗。“那时放《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片子，我记得很清楚，彩色电影票价是一毛五，黑白电影票价是一毛二。“从体育馆退休的朱寅生说，他曾经是部队的电影放映员，复员到水泥厂工作。体育馆开始放映电影后，他调到了体育馆。每天的电影票总是不够卖。热门的片子，有时会在中午临时加映一场。这边才贴出加映的海报，那边不到一个小时票已经一售而空，火爆程度，跟前几年春运时的火车站售票窗口差不多。

1979年，体育馆第一任馆长王韬海决定购置一台好一点的放映机，改善放映条件。计划经济下，别说买放映机，就是买普通的生活用品都很难。正好王韬海有个战友在轻工业部工作。他专程跑到北京找老战友帮忙，从东北锦州电影机械厂购买到模仿国外技术的自动交换放映机。放映员彭钦彦和朱寅生去厂方接受了一个多月的培训。设备接回来了，体育馆隔出了一间专门的放映室，终于可以用座机为观众放电影了。

说到在体育馆看电影，1982年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放映时的火爆场景，深深地定格在了老一辈人的脑海里。“不得了的人，那简直是人山人海。”有人回忆说。当时，《少林寺》还没有在各个电影院排片，仅作为慰问部队的内供片。体育馆跟部队搞军民共建，部队没有礼堂，便委托给体育馆放映。

“《少林寺》连续几天，从早放到晚，中途最多休息一个小时，场场爆满。每天窗口排满了买票的人，两边的铁栏杆都差点被推倒。有些没有票的观众，想办法进场后没位置，干脆跑到银幕背面去看。即便影像是反的，也看得津津有味。”朱寅生说，当时电影票紧张得很，就算有熟人托馆长王韬海的老伴花钱买票，也不一定能买到。偏偏王馆长的老伴自己也是个影迷，两人为此没少吵架。为了避免遇到熟人，王韬海他们有时干脆躲在馆里不露面。

一票难求的盛况维持了好多年。在1983年9月1日，《镇江市报》第四版的报道中就提到，本市有关部门决定对离休老干部实行社会优待，其中一项就是在各影剧院、工人文化宫、体育馆等文化娱乐场所可享受优先购票两张。直到舞厅兴起，电视、录像普及，人们的娱乐生活出现了多种选择，到体育馆看电影的热潮才渐渐退去，成为过去人们生活中一份无法磨灭的记忆，让人唏嘘感慨。（编辑 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