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镇江讯 10月13日，今日镇江提到银行家吴在章（点此链接回顾：从民国时期一封求情信说起），本期来说一位企业家，与吴在章一样，他也是在上海扬名立万的。市民许先生收藏了一张老支票，我们就从这张支票说起。
老支票印戳不少
老支票长17.5厘米，宽8厘米。抬头是“中国银行”四个带有弧度的美术字，衬在地球仪图案上，下方有英文“BANK OF CHINA”。两边为欧式花草纹，上写“支票”。右侧为编号，“支票第G203531号，户号8193”，内容为：“凭票祈付（中国毛纺厂）或持票人，国币（叁仟零陆拾元正），此致，重庆中正路，中国银行台照，中华民国（卅三）年（五）月（七）日。”支票为淡黄底色，下方一条白边，上面从右至左依次为：“记帐员、主管员、出纳、营业、会计、经副襄理”。
你没看错！这里是“记帐”，而非现在规范的“记账”。以中国银行这样一家有实力的银行来看，这应该不是印刷差错，而是当时的明确称谓，可见语言也是在不断变化。为印证上述判断，记者找到一张民国时期的长城煤矿“支出传票”，上面印有“记帐编号、日记帐、明细分类帐”，皆用“帐”字，这似乎可作为鉴别民国票据真伪的小技巧了。那么，“经副襄理”是什么职位？襄是协助、帮助的意思，襄理等同于副理、协理，仅次于经理的职位，指旧时规模较大的银行或企业中协助经理主持业务的人。
这张支票上到底盖了多少戳？已经数不过来。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支票上本来的红印，如“G203531”编号，类似的还有右上角的“重庆市交换行庄、第贰号”；另一类是蓝戳，因为时间久远有点褪色，只能依稀分辨，左上方是一枚“重庆中国银行、转帐”戳，形状类似于拉长的“方孔铜钱”，此处记者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帐”字，再次印证了上面的判断。与这枚“转帐”戳交错的是一枚长条蓝印，上面有“BANK OF CHINA”等英文，下方是一枚英文日期戳，可读到“下午交换，MAY 1944”字样，与支票日期吻合。再往下还有一枚“中央银行业务局”蓝戳，这可能是业务管理银行。最下方则是一枚印有“M”的两格印，空格内有数字。这还没完，支票背面还有蓝戳，上写“中国毛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第三类是红戳，有6枚，大小不等，皆是姓名章，有楷书印、篆书印和隶书印，最左边隶书印最好认，印文为“胥仰南印”。
胥仰南推广国货
胥仰南，1889年生于丹徒，长大后他到上海发展、创业，成为当地纺织业的名人。1923年5月，胥仰南与陈煜明等人合伙创办上海鸿新染织厂，这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如此，胥仰南还热心民族工商事业，以推广国货为己任。
近代中国国货运动是二十世纪初产生的，在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以振兴民族经济为主旨，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措施包括发展生产、推销国货、抵制洋货倾销等，属于进步的社会运动。先回顾一下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历史：1933年2月9日，中国国货公司选择上海南京路中段的大陆商场开业。1934年1月，中国国货公司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成立，属非企业组织，统筹全国加盟经营，由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领导。从此，上海南京路上的中国国货公司冠以“上海”，即“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其他各地的中国国货公司也都冠以地名。
第一家是1934年5月成立的郑州中国国货公司。至1937年5月，共发展了镇江、徐州、济南、温州、郑州、福州、西安、昆明、长沙、重庆、广州、嘉兴12家中国国货公司。关于镇江中国国货公司，1934年4月3日《申报》上有篇报道，标题是“镇江冷御秋等筹创国货公司”。内容为：“镇江中国银行行长王叔清，工商业界巨子冷御秋、严惠宇、杨公崖等，为繁荣省会市面，发展国内生产，特联合上海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及各大国货工厂，发起筹创镇江中国国货股份有限公司……”
1935年，第三届上海中国国货公司的董监事名单中出现了胥仰南的名字，他是常务董事，替代已故的史量才，史量才是申报馆总经理、中南银行及五洲大药房董事。从此胥仰南跻身上海中国国货公司核心管理层。不仅如此，1937年4月，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在南京召开创立会，选出官股董事5人，银团董事2人和商股董事10人，胥仰南名列商股董事名单。1937年5月17日，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在上海天津路24号开业。可以说，在推广国货的民族工商业阵营中，胥仰南始终位居第一方阵，为推广国货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的资本运营
商人以营利为主要目标，在胥仰南的身上，也能看到当年资本运营的诸多痕迹。
1940年6月，中国股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在6月11日发起人会上，当选董事的多为实业界有名之士：蔡声白、许冠群、方液仙、任士刚、方剑阁、许晓初、王振芳、胥仰南等，而这家公司的资本仅有5万元。为中国股票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注册手续的是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其被誉为民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经办人对公司章程提出修改意见，并希望公司能向当时在重庆的财、经两部“疏解”，但公司派人到重庆去解释，并未说动财、经两部。1941年1月31日，经济部驳回了中国股票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章程后的第二次注册呈请，批文称：“近来沪市投机之风甚烈，有价证券亦为对象之一……”这可以说是当年沪市资本处境特殊、苦无发展的一个缩影。
回过头来再说老支票，胥仰南为什么会和中国毛纺织厂联系在一起？这就要聊到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刘鸿生了，他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抗战时期，刘鸿生曾说过：“我在重庆办的中国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等都有官僚资本的投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他的话虽是牢骚，却也道出了当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排挤和打击的事实。从这张老支票上，至少可以看出胥仰南是为刘鸿生打工的，或者是高层管理者，或者在公司也担任董事，可惜记者没查到记载。仔细想想，这也是一种必然结果——胥仰南和刘鸿生同为上海纺织业人物，属于一个“朋友圈”。当然刘鸿生实力更雄厚，其经营领域遍布轻重工业、运输业、商业和金融业，创立了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民族企业集团。刘鸿生的中国毛纺织厂如果需要一位懂行的得力干将打理，胥仰南再合适不过了。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鸿新染织厂步入新的发展轨道：1953年织机增至243台，生产时代格等色织布；1954年色织纯棉大提花沙发布开发成功，产品主销苏联及东欧国家；1956年1月实行公私合营，同年，新立成明记染织厂、信祥染织厂、大顺布厂并入；1966年大丰余染织厂、顺丰和记染织厂并入，同年，改名上海色织十厂。如果从1923年创办算起，上海鸿新染织厂存续了40多年，称得上奇迹了。巧的是，许先生有一张老奖状，时间是1964年1月，“奖给，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度文化学习积极分子李华英同学，鸿新染织厂职工业余中学。”还有大印，印文为“公私合营鸿新染织厂职工业余中学”，这大概是这家老厂的最后一段时光了……自始至终，胥仰南的名字都同上海鸿新染织厂捆绑在一起，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成为了时代的坐标和符号。（文/图 全媒体记者 竺捷）
编辑：黄昕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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