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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杯 “讲史志故事 品镇江风骨”征文 | 革命“铁骨”管文蔚

2022-09-08 19:17 今日镇江  

□ 孟宪威

管文蔚,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镇江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一名革命者。从1924年投身学生运动起,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也经受住了身处逆境的考验,无论从信仰、意志和党性上,都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铁一般坚毅的革命信仰

管文蔚出身于丹阳一个殷实的家庭,祖父是有名的大财主,有“管半城”之称。这样的家庭条件,在那个年代过上安逸享受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学生时代便立下远大的革命志向,并于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富家少爷到革命者,这样的身份反差,在当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次,管文蔚在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当敌人审讯时,他故意透露自己祖父的身份,说:“你们去查查,看管家的孙少爷会不会是共产党?”敌人查明情况属实,果然放松了警惕。可见,连敌人都不相信以管文蔚的出身而信仰共产主义。

1927年11月,管文蔚的革命引路人夏霖在无锡发动农民暴动时不幸被捕牺牲。管文蔚悲痛之余更加坚定为信仰而斗争到底的决心,此后在革命活动中以“夏继尘”为化名,意即继承夏霖的革命遗志。

1955年,由于对他历史审查的错误认定和错误处理,管文蔚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副省长和人大代表资格。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打击,管文蔚对党的信仰却没有丝毫动摇,仍兢兢业业在岗位上工作,正如陈毅所勉励他的那样:“为了党的事业忍辱负重。”“文革”期间,管文蔚再次遭到残酷迫害,面对反反复复的“内查外调”,他禁不住向女儿吐露心曲:“如果我想叛变的话,早就叛变了,又何必在大牢之中蹲上整整七年!”他能容忍一切对自己个人的轻蔑,但绝不能容忍对自己信仰的轻蔑!

1981年3月,两度蒙冤的管文蔚终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此时他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追求信仰的心却始终未变。

铁一般坚强的斗争意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管文蔚先后担任中共丹阳县委书记、江苏省委特派员、武进县委书记、金坛县委书记、无锡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受命领导组织多次农民暴动和斗争,向白色恐怖发起英勇的反击。1927年11月,领导丹阳胡家桥、里庄两次农民暴动;1928年11月,领导金坛白塔农民暴动;1929年10月,领导常州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每一次斗争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管文蔚也几度出生入死。他曾在丹阳的小巷里孤身与国民党保安队长狭路相逢,在镇江工厂被警察鸣哨追捕,在常州街头被叛徒跟踪盯梢……凭借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管文蔚一次次震慑、摆脱敌人,化险为夷。

1930年4月,管文蔚在无锡住地被捕。敌人用吊打、踩杠子、坐老虎凳、灌火油和辣椒水等酷刑逼供,连审两天,管文蔚几次昏死过去,被冷水泼醒,再审,再动刑,但他始终坚强不屈,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后被敌人投入监牢,历经艰难的囚禁岁月。

在狱中,管文蔚不屈不挠地继续坚持斗争。他两次组织越狱,敌人把他作为重点看管对象,又将他辗转关押于扬州、淮阴、南京监狱和苏州反省院。在淮阴监狱,敌人派叛徒专程前来劝降,被管文蔚严词拒绝。在南京“模范监狱”,管文蔚被单独关进一间非常狭小的黑牢,“严加管教”达7个月之久,以致两腿肌肉萎缩,足背浮肿,走出黑牢即昏倒在地。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管文蔚却始终没有屈服,以顽强的意志作不屈的斗争,迎来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转机,最终于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夕被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管文蔚坚决对敌斗争的威名更是声震大江南北。1949年9月,管文蔚作为华东解放区的代表,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陈毅向身边的人介绍管文蔚道:“别看他文质彬彬一副书生样,他就是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管司令啊!”

铁一般坚定的忠诚党性

1937年5月,管文蔚走出国民党监狱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党。当时找党一是去上海,一是去陕北。但上海时隔多年,已没有可靠的联系渠道,而陕北又千里迢迢,路途险阻。管文蔚决定,先在当地组织力量,做好抗日的准备。

1938年底,以管文蔚为首的管氏三兄弟组建了丹北地区最早的地方抗日武装——倪山抗日自卫团。1939年2月,成立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管文蔚被推举为总团长。至4月,总团已辖84个自卫团,2.5万余人,其中武装基干队伍2000余人,成为江浙皖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支民众抗日武装。

尽管实力日益壮大,但管文蔚找党的愿望却始终不变且愈发强烈。1938年6月中旬,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苏南的消息传来,期盼已久的管文蔚立即派人星夜出发,在宝堰与新四军取得联系。7月上旬,管文蔚单骑简从前往延陵谒见陈毅。谈话中,管文蔚提出两个心愿,一是要求新四军派遣军政干部加强领导,把丹阳抗日自卫总团改造成党领导的队伍;二是请求恢复自己的党籍。

8月中旬,经陈毅报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管文蔚的党籍。9月,管文蔚所部正式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10月初,中共挺纵委员会成立,管文蔚为书记。在新四军第一支队的领导下,挺纵党委立足政治建军,坚持“党化”道路,从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的人民武装力量。

按照党的指示,管文蔚率挺进纵队先后控制扬中、新老洲和江都大桥一带沿江地区,开辟了新四军北上的通道。正如粟裕所言:“这里的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我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陈毅更是指出:“我们新四军能够如此迅速地挺进苏北,完全是管文蔚的功劳。没有他,我们的部队虽说也能过江,但困难毕竟大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管文蔚因“历史问题”被错误审查,陈毅亲自到南京宣布对他的处理方式。陈毅一开口,不谈他的“错误”,而是摆出他的功劳:“一是抗战之初搞了一个不小的武装,全部交给了党;二是为新四军的北进在扬中搭起了一个‘桥’,使大部队轻而易举地跨过了长江。”陈毅的话语,是对管文蔚忠诚党性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编辑:缪小兵

审核: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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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宪威

管文蔚,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镇江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一名革命者。从1924年投身学生运动起,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也经受住了身处逆境的考验,无论从信仰、意志和党性上,都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铁一般坚毅的革命信仰

管文蔚出身于丹阳一个殷实的家庭,祖父是有名的大财主,有“管半城”之称。这样的家庭条件,在那个年代过上安逸享受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学生时代便立下远大的革命志向,并于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富家少爷到革命者,这样的身份反差,在当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次,管文蔚在从事革命活动时被捕。当敌人审讯时,他故意透露自己祖父的身份,说:“你们去查查,看管家的孙少爷会不会是共产党?”敌人查明情况属实,果然放松了警惕。可见,连敌人都不相信以管文蔚的出身而信仰共产主义。

1927年11月,管文蔚的革命引路人夏霖在无锡发动农民暴动时不幸被捕牺牲。管文蔚悲痛之余更加坚定为信仰而斗争到底的决心,此后在革命活动中以“夏继尘”为化名,意即继承夏霖的革命遗志。

1955年,由于对他历史审查的错误认定和错误处理,管文蔚被撤销党内的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副省长和人大代表资格。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打击,管文蔚对党的信仰却没有丝毫动摇,仍兢兢业业在岗位上工作,正如陈毅所勉励他的那样:“为了党的事业忍辱负重。”“文革”期间,管文蔚再次遭到残酷迫害,面对反反复复的“内查外调”,他禁不住向女儿吐露心曲:“如果我想叛变的话,早就叛变了,又何必在大牢之中蹲上整整七年!”他能容忍一切对自己个人的轻蔑,但绝不能容忍对自己信仰的轻蔑!

1981年3月,两度蒙冤的管文蔚终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此时他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追求信仰的心却始终未变。

铁一般坚强的斗争意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管文蔚先后担任中共丹阳县委书记、江苏省委特派员、武进县委书记、金坛县委书记、无锡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受命领导组织多次农民暴动和斗争,向白色恐怖发起英勇的反击。1927年11月,领导丹阳胡家桥、里庄两次农民暴动;1928年11月,领导金坛白塔农民暴动;1929年10月,领导常州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每一次斗争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管文蔚也几度出生入死。他曾在丹阳的小巷里孤身与国民党保安队长狭路相逢,在镇江工厂被警察鸣哨追捕,在常州街头被叛徒跟踪盯梢……凭借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管文蔚一次次震慑、摆脱敌人,化险为夷。

1930年4月,管文蔚在无锡住地被捕。敌人用吊打、踩杠子、坐老虎凳、灌火油和辣椒水等酷刑逼供,连审两天,管文蔚几次昏死过去,被冷水泼醒,再审,再动刑,但他始终坚强不屈,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后被敌人投入监牢,历经艰难的囚禁岁月。

在狱中,管文蔚不屈不挠地继续坚持斗争。他两次组织越狱,敌人把他作为重点看管对象,又将他辗转关押于扬州、淮阴、南京监狱和苏州反省院。在淮阴监狱,敌人派叛徒专程前来劝降,被管文蔚严词拒绝。在南京“模范监狱”,管文蔚被单独关进一间非常狭小的黑牢,“严加管教”达7个月之久,以致两腿肌肉萎缩,足背浮肿,走出黑牢即昏倒在地。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管文蔚却始终没有屈服,以顽强的意志作不屈的斗争,迎来了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转机,最终于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夕被保释出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管文蔚坚决对敌斗争的威名更是声震大江南北。1949年9月,管文蔚作为华东解放区的代表,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陈毅向身边的人介绍管文蔚道:“别看他文质彬彬一副书生样,他就是叫敌人闻风丧胆的管司令啊!”

铁一般坚定的忠诚党性

1937年5月,管文蔚走出国民党监狱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党。当时找党一是去上海,一是去陕北。但上海时隔多年,已没有可靠的联系渠道,而陕北又千里迢迢,路途险阻。管文蔚决定,先在当地组织力量,做好抗日的准备。

1938年底,以管文蔚为首的管氏三兄弟组建了丹北地区最早的地方抗日武装——倪山抗日自卫团。1939年2月,成立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管文蔚被推举为总团长。至4月,总团已辖84个自卫团,2.5万余人,其中武装基干队伍2000余人,成为江浙皖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一支民众抗日武装。

尽管实力日益壮大,但管文蔚找党的愿望却始终不变且愈发强烈。1938年6月中旬,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东进苏南的消息传来,期盼已久的管文蔚立即派人星夜出发,在宝堰与新四军取得联系。7月上旬,管文蔚单骑简从前往延陵谒见陈毅。谈话中,管文蔚提出两个心愿,一是要求新四军派遣军政干部加强领导,把丹阳抗日自卫总团改造成党领导的队伍;二是请求恢复自己的党籍。

8月中旬,经陈毅报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管文蔚的党籍。9月,管文蔚所部正式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10月初,中共挺纵委员会成立,管文蔚为书记。在新四军第一支队的领导下,挺纵党委立足政治建军,坚持“党化”道路,从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加强党的建设,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的人民武装力量。

按照党的指示,管文蔚率挺进纵队先后控制扬中、新老洲和江都大桥一带沿江地区,开辟了新四军北上的通道。正如粟裕所言:“这里的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我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陈毅更是指出:“我们新四军能够如此迅速地挺进苏北,完全是管文蔚的功劳。没有他,我们的部队虽说也能过江,但困难毕竟大得多!”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管文蔚因“历史问题”被错误审查,陈毅亲自到南京宣布对他的处理方式。陈毅一开口,不谈他的“错误”,而是摆出他的功劳:“一是抗战之初搞了一个不小的武装,全部交给了党;二是为新四军的北进在扬中搭起了一个‘桥’,使大部队轻而易举地跨过了长江。”陈毅的话语,是对管文蔚忠诚党性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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