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从镇江穆源小学毕业，同时考取了江苏省立镇江中学和镇江市一初中。但因无钱住校，便就近选择了市一初中。不料下学期申请减免学费未准，失学了。当时家境贫寒，三餐不保，于是我成天泡在大西路新华书店里看书熬度时光。第二年，我以“同等学力”报考省镇中，被录取为初二插班生。1955年高中毕业我考取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经历了漫长的人生道路。但是无论在哪里，我始终忘不了穆源和省镇中两所百年母校。
我上镇中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转型之时，新旧思想冲突激烈，校园秩序很差。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学校采取了多种措施，1953年9月，新校长王笑伟一上任便雷厉风行狠抓了修建学校围墙、整顿教学秩序，以及发动义务劳动，改变学校脏乱差面貌的三件大事。在我保存了60年的作文簿中，有两篇作文《我校的新气象》和《记星期日的义务劳动》，留下了真实记录。学校正气抬头，风气大变，教师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教学质量得以提高。通过义务劳动，学校环境得以改善，学校面目一新，师生的精神状态振奋。
我在镇中读书时，许多老师的水平，绝对是第一流的。
我们的班主任花翰香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在镇中执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个子不高，性情温和。花老师兼教英语，对同学循循善诱，讲课特别注重背诵，并经常“dictation（听写）”。以他的资格和水平，教我们实在太“屈才”了，但他却一贯认真、负责不懈。后来曾任教育部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就是花老师的学生，非常敬重他。1979年，蒋南翔到扬州主持一个全国性学校体育工作会议，特派人把恩师接到扬州，奉为上宾。1985年花老师去世时，他致电悼念，称花老师“功在后学，遗教长存”。
朱经之是各届同学公认最优秀的物理教师。为了加强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扩大知识面，他给我们组织了一个物理研讨小组，加深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小组里的不少同学以后都成为自己工作领域中的专家。
在语文老师中，赵八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赵老师诗、文、书、画俱佳。记得他上第一课自我介绍时，双手左右开弓，用粉笔在黑板上对称地写出草书“赵八雁”，然后用四声抑扬顿挫地朗读和解释“八”字，使我们对四声有了初步概念。他讲课生动有趣，还常在课间教我们画国画，寥寥数笔就勾画出茅屋、山、树、宫廷仕女等。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赵老师曾师从著名画家吕凤子。
体育老师郭子伟和周家信是一对夫妇，四川人。镇中当时体育器材很全，郭老师教我们单双杠、垫上运动，非常有活力。此后，我一直很喜欢玩单双杠，直到退休前还能来两下子。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是，那时我除了学会“头手倒立”之类的标准动作外，还练会了“直身倒地”的本领。就是在身体笔直前倾着地的一瞬间，两手适当弯曲缓冲。在垫上练熟后，我很得意，随时随地都能直接倒地。有一次我在操场草地上倒地玩，不料草下“隐藏”着一个老菱壳。我的手掌立即被扎得鲜血直流，痛彻钻心。这个青年时代“臭显”的后果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记忆。
回忆时，我有时甚至感到困惑，为什么有那么多高水平的老师竟然会来教我们这些中学生？但是，正是因为有他们尽心尽力的培养，才使镇中能够人才辈出。我保存了几张初、高中的成绩单，其中高三成绩单兼开学通知中包含了收费表，从中可以了解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学费每学期初中70000元，高中100000元。1955年3月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规定新币与旧币的兑换率为1:10,000。因此就只相当于后来的7元和10元。那时物价稳定，学费几年都没有变化。
当时多数学生是住宿的。在校用餐，伙食费以30日为一期，“全膳”一日三餐两饭一粥，每期75000元（即7.5元，平均每天0.25元）。早饭是稀粥和咸菜，午饭和晚饭是白米饭。一桌8人，四菜一汤，菜是定量的，饭可以随意打。平日无非是青菜豆腐、萝卜豆角之类的普通蔬菜，很少有荤腥。只有星期五中午是“打牙祭”的日子，可以吃到连皮带骨的红烧肉。
部分家境差的同学每天走读，叫“通学生”，中午饭在学校包伙，称为“半膳”。每期膳费为36400元（即3.64元）。还有一些穷学生自己带饭。当时学校对面就是农村，有几户农家老太专门帮学生热饭，一个月只要花几千元（几角钱）就行了。
我们那时的学习似乎没有现在这么紧张。虽然老师抓得很紧，除了在课堂上和早晚自习外，连日常生活都管得很严。但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打算继续升学，所以并不像现在这样把分数看得很重。
由于受到长期流行的“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影响，那时也没有文、理分班，一般对数理化比较重视。
英语照理应当是“主科”，我们老师的教学水平很高，但是因为当时的国家政策，许多学校都改教俄语，因此同学们对英语不太重视，还有人编了顺口溜调侃。至今我还记得两个，一个是“Father、Mother敬禀者，儿在学校读book，样样功课都good，唯有English不及格……”，还有“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关起门来shutdoor……”。
那时学校有学生会，班级有团支部和班委会。我们的课外活动比较丰富。每天在课间“大休息”30分钟时，男女同学围成圈子跳集体舞，这是从当时的苏联中学学来的。一开始大家还不好意思，慢慢就习惯了。
学生会和各班都办了黑板报，反映学校和班级情况，还配合国家大事进行时政宣传。在抗美援朝期间，黑板报一角每天都报道朝鲜战况，宣传战斗英雄，介绍应对细菌战的措施。
同学给校黑板报投稿被采用，就可以得到一张书签。我现在还保留了一张有刘少奇头像和语录的三角形书签。
当时我们除了教科书外，没有什么辅导教材。老师建议我们阅读的书籍往往是增长知识的读物。例如，别莱利曼著的《趣味物理学》和《续集》、瓦维诺夫著的《光学的可能和不可能》等，使我们增加学习兴趣。
我们那时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特别是革命题材作品，如《绞刑架下的报告》《牛虻》等。当时苏联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中国，我们都很爱读，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马雅可夫斯基诗选》等书，这些作品提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对于我们人生观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那时也有很多课外兴趣活动小组。例如前面提到过的物理小组。我还喜欢制作模型飞机。用的是细桐木，竹丝，棉纸等原材料。从最简单的手掷型、牵引型，到比较复杂的橡筋动力型，机身、机翼，甚至螺旋桨都是自己手工制作。
我至今还保留了一些当年制作模型飞机的书籍和材料。我此后一直从事与航空航天有关的科研工作，是与当时的兴趣有关的。
从初二到高三，我的同学当以百计。几十年过去，许多人已渐渐淡忘了。但由于我是班干部，留下了一些能够帮我回忆的资料。我保存着一张同学签名单。那是临毕业时我请班上同学签在我的日记本上的。名单上我标注了大部分人录取大学的情况。其中考取清华北大的有5人，大多数人考入了复旦、南大、浙大、哈军工等重点院校。这些同学后来有不少成为著名的专家教授。
我在省镇中的学习生活，应当具有那个时代的代表性。尽管那时各方面条件远远不如现在，但老师们尽心尽力，同学们刻苦努力是主流，我们的精神状态始终是积极向上的。正是母校的培养，使我热爱读书，掌握了基础知识，奠定了人生的发展基础。（嵇钧生）
编辑：缪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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