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长富
在镇江江边金焦北固三山中，如果说北固山在六朝时期（当时称北固或土山）已名著青史，金山从中唐开始崭露头角，那么焦山则是长期以来若隐若现，直到北宋前期才露出真容，但直到今天，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仍有这样那样的说法，可谓“犹抱琵琶半遮面”。这里说说从“谯山”到“焦山”的演变过程。
东晋南朝称为“谯山”，本是“戍山”
南朝宋时期，诗人江淹为南东海郡（治地京口）郡丞时，作有《陆东海谯山集》诗，诗题表明，诗是江淹随南东海郡太守陆澄游“谯山”后所作，“集”意为集会游宴，可见参加者并非一两人。诗题之“谯山”究竟是今天的哪一座山？前人对此有不同说法。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一“焦山”以为“谯山”是焦山的古名，理由是：“杜佑《通典》载京口有谯山戍，《太平寰宇记》亦以谯山为戍海口之山，江淹‘焦山’诗（引者按：本作‘谯山’，‘焦山’是后人径改），旧本作‘谯山’。”但清末民国初年的陈庆年在《横山乡人类稿》中则根据“谯”又音“谁”以及宋代有圌山寨，认为“谯山”是指丹徒之“圌山”。今人多从其说。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可信呢？个人以为，梁章钜所说“谯山”为焦山的古名，符合史实，正确可信。理由如下：
其一，从唐代诗文看，李白《焦山望松寥山》诗之焦山是在京口，杜佑《通典》也说谯山戍是在京口。而刘长卿《登润州万岁楼》诗则说：“高楼独上思依依，极浦遥山合翠微。江客不堪频北望，塞鸿何事又南飞。垂山古渡寒烟积，瓜步空洲远树稀。闻道王师犹转战，更能谈笑解重围。”诗中“极浦”是指万岁楼所在北固山西边江边的“瓜步空洲”，那么与“极浦”相对称的“遥山”当是指在北固山以东江边的山岭。“遥”字显示，被称为“遥山”的“垂山”，显然不会是指近在眼前的焦山，而是指远在焦山以东江边的高山。再从实际情况看，焦山东边江边目力可见的高山只有圌山。而且“垂”与“圌”读音相同。但诗人是称“垂山古渡”而不是称垂山“古戍”，由此可见，刘诗之“垂山”当是指圌山。由此又可见，圌山在唐代已得名“垂山”，并不称为“谯山”。与之相对照的是“杜佑《通典》：润州有谯山戍（引者按：‘润州’原文作‘京口’）。《寰宇记》：谯山戍即海口戍”（《光绪丹徒县志》卷二十）。这些情况表明，“谯山戍”当设于称为海门的焦山；焦山之名是由“谯山”演变而来。从词语本身的构成看，“焦”只是“谯”字省去了“言”旁，但读音相近（如下文所说，北宋时仍读“樵”即“谯”）。“圌”虽然也是“谯”的读音之一，但字体差异太大，所以“焦山”之名称，当是从“谯山”演变而来。
其二，从我国古代在职官员出游的风习看，他们在正常情况下不会远离治地出游，集体出游尤其如此。江淹诗显示，“陆东海”及属下是集体出游，因此当不会远离东海郡治地所在的京口，而远游到丹徒的圌山。由此可见，江淹诗所咏之“谯山”当在京口，而不会在丹徒。依据这一情况，也可以推定江淹诗所说之“谯山”当在京口，当是焦山的古名，不会是圌山的古名。
其三，宋真宗《赠汉隐士焦光明应公诏》说焦光“遨游洞隐樵山”，因而封焦光于焦山。这件事显示“谯山”在北宋虽写作“焦山”，但“焦”仍可读为“樵”即“谯”，可见当时焦山仍可以称为“谯山”。这显示出它与六朝谯山之间的联系。而如上所说，刘长卿诗显示圌山在唐代已称为“垂山”。由这两方面情况可以看出，六朝时的“谯山”当是焦山的古名，而不会是圌山的古名。梁章钜谯山即焦山说符合事实，陈彭年“谯山”即圌山说不能成立。
至于“谯山”的含义，《浪迹丛谈》也有可信的解释：“谯有望远之义，故戍楼名谯楼，戍山亦曰谯山也。”这一说法，揭开了南朝谯山的庐山真面，揭示了焦山古名“谯山”的原因在于它在南朝时本是一座戍山。这对于我们了解南朝“谯山”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谯山在南朝宋时已成为戍山，那么它的这一名称以及它成为戍山，又是始于何时呢？对此，前人无说。个人以为，从“戍”的设置时间看，它是始于东晋（详后）；从京口的地理形势看，它滨海临江，在东晋就是边防要地，唐代储光羲《临江亭五咏》说“晋家南作帝，京镇北为关”，就显示这一情况。再从实际情况看，如上所说，南朝宋时已有谯山戍。因此可以说，谯山戍当是从东晋时已开始设置。古代焦山之得名“谯山”，当不晚于东晋；而它之所以称“谯山”，是由于它当时是“戍山”。而从李白诗称“焦山”看，谯山戍当在初唐时期就开始被撤销。
唐代开始改名“焦山”
说唐代谯山改称焦山，是因为唐人诗中有两条可信的证据。一是盛唐时期的李白有《焦山望松寥山》诗，诗题所说之“焦山”，论者都认为指京口之焦山，未见异议，而且也与李白的行踪、焦山的实际相吻合。二是唐末五代的王瓒作有《冬日与群公泛舟登焦山》诗，诗原刻于焦山《瘗鹤铭》石刻的旁边。由此看来，谯山之改名焦山，当不晚于初唐。《浪迹丛谈》说“北宋以前尚名谯山”，这一说法，含有焦山得名与宋真宗敕封焦光有关的意味，不够确切。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唐杜佑在所作《通典》中不是说京口有谯山戍吗？这难道不说明唐代谯山并未改名焦山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杜佑是中唐人，《通典》所说之“谯山戍”是指唐代沿用的历史上的戍名，并不表明盛唐时期仍有谯山戍，也不表明中唐时期山名仍称作“谯山”。
那么，唐代又为什么要改称谯山为焦山呢？对这个问题，未见论者有什么说法。个人以为，这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戍”作为边防地区的营垒、城堡，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是设置于边防形胜之地，南朝在与北朝交界之地也置戍（参《辞海》“戍”词解说及《中国历史大词典》“戍”词解说）。京口是东晋南朝的边防形胜之地，“谯山”又是处于江海交汇之处，所以南朝时会有谯山戍。但唐朝统一天下后，京口不再处于边境地区，随着形势的变化，谯山功能及地位发生变化，戍名虽存，但山名则改作“焦（音谯）山”。另一方面是，古人之改称谯山为焦山，当有自己的考虑，对于他们的具体考虑，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确知，不好臆断，但从人们改名的一般情况看，除了有意“隐姓埋名”之外，人们的改名一般都是希望既能保持与旧名的联系，又改出新意、美意。就谯山改名焦山的情况看，二者在字形和读音方面都有一定联系。不但如此，谯山改名焦山，身在江中的焦山的“焦”，又与传说中大海里的仙山沃焦山发生重要联系，这就赋予焦山以更为丰富的内涵。李白游焦山想到仙人，就在一定程度上显示谯山改名焦山的奥秘。这两个方面，都当是古人可能考虑的一些因素，也是笔者认为圌山不会是谯山改名的重要依据之一。
谯山虽然在唐代改名焦山，但焦山在唐代还不是名山。这一点，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个方面，是唐五代虽有李白、王瓒的两首诗，但再也看不到其他的唐五代诗人有登临游览诗作。另一个方面，是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润州”所载京口江边名山中，有北固山、蒜山和氐父山（即金山），却不见有焦山。由此可见，焦山在唐代还处于“隐居”状态。
不但如此，京口谯山在唐代改名焦山以后，也还不是佛教名山。有意思的是，当时越州（治地今浙江绍兴）也有一个焦山，《宋高僧传》“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传”中记载到它，可见它在佛教界是名山。而京口焦山却未见当时有名寺高僧。但过去一些镇江方志把神邕说成京口焦山的高僧，例如，《光绪丹徒县志》卷四十五“人物”就载有唐代“焦山神邕法师”小传。其实，《宋高僧传》“唐越州大历寺神邕传”的标题和内容都说得很清楚，神邕是越州大历寺的高僧。前人之所以把神邕误当作唐代京口焦山的高僧，从一个侧面烘托出唐代京口焦山缺乏高僧和名寺。
焦山之所以长期以来隐而不显，今天看来，当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它长期以来是戍守重地，一般人难以进入游览。另一方面，它长期以来僻处京口东北江边，远离城市，偏离交通要道，游人罕至，高僧难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偶有江淹、李白等人游览作诗，也难以产生多大的宣传效应，从而让焦山走出隐而不显的封闭状态。正如清代张玉书《焦山志序》所说：“但以僻近海隅，商贾仕宦之不至。间有耽奇好事拏舟来游，亦莫克摹碑版，考图籍，遍览斯山之名胜。故虽秀绝寰区，而书志间有缺矣。”
北宋开始，诗人游焦山并作诗显著增多。 以《光绪丹徒县志》所录为例，该志所录北宋人（含北宋末南宋初）的焦山诗有十二题共十三首，从数量说虽不如金山诗和北固诗，但相比唐五代仅见两题诗，已有明显变化。从内容说，它们展现了焦山幽寂静谧、与世隔绝的环境以及僧人悠闲自在的生活，叙写了吸江亭、瘗鹤岩等景点，普济寺及其长老，对于我们了解北宋焦山的情况，有重要价值。北宋诗人游焦山并作诗咏写焦山，一方面表明当时焦山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已成为京口江边的名山。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又对于提高焦山的知名度和增强吸引力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北宋以来焦山的名气越来越大，焦山的游人也越来越多，终于成为京口江边三大名山之一。《嘉定镇江志》和《至顺镇江志》都记载了焦山，就显示出焦山名气和地位的上升。
来源：镇江日报
编辑：陈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