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祁山洪

1963年毕业于原南京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的郑国强，先是被分配到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任助理编辑。为照顾年迈的双亲，两年后他调回家乡，进入时镇江专区医院（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大内科做一名临床医生，这一年他25岁，“当时的设备配置非常简陋，只有听诊器、老旧的X光机、心电图等。”

“文革”开始后，一院也不例外地受到极大冲击，大批医生被下放农村，8个病区全部停止收病人，病房成了宿舍，住满了从各地来的造反派。只有医院东北角的几间房子，放了28张观察床作为临时病房，郑国强随时任副院长张志清、科室副主任殷志坚等人在此坚守，为民治病。

郑国强经历丰富的从医生涯里，经历了两次令他至今刻骨铭心的重要“外援”经历。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经上级调度，一院派出郑国强、任志高、罗席珍、章洪喜、魏云陵等骨干医生汇入江苏省医疗队会合，紧急奔赴唐山救灾。“唐山之行，让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医者，在人类的灾难面前是何等重要。”

第二次“外援”是相隔两年后，国家历史进入了新时代，1978年的8月，郑国强随队被派往非洲几内亚执行医疗援外任务。那里的生存环境比预想的还要恶劣，更重要的是信息闭塞，书信和报纸一个月才能由信使队送来一次。年末，郑国强他们还是从英国BBC广播中才得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的喜人消息。

1982年6月，刚刚从原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现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进修心血管专业一年归来的郑国强，被提拔为副院长，两年后再被重用，开始主政一院。

“从我当院长起，国家给医院‘断奶’了。”郑国强讲述，以前医院添设备都是上级统一拨款，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体制转型，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度。面对新形势带来的挑战，郑国强主持制定了医院发展策略，概括而言就是“四借”：第一，借钱买机。一院以这种方式于1984年购买了全市第一台CT；第二，借“机”下蛋。借CT的收益，利用还贷期的空间，融通使用，让死钱变成活钱，又购置了全省第一台1.0超导核磁共振，采用合作方式引进了全省第一台头颅伽马刀，使诊疗水平更上一层楼；第三，借外补内。仅有设备硬件不够，还需要大量人才。1986年，医院引进2名美国医学专家来一院工作了两年时间；第四，借才引路。老院长朱养荣是上海二军大毕业的，通过他牵线，不断请来院外高端人才帮医院培训医生。

直至1998年卸任，郑国强任院长一职14年时间。虽然长期从事行政领导工作，郑国强在一院工作的55年里，却一直没有放下过听诊器。早在刚当副院长的时候，院里要给他安排一张办公桌，郑国强婉拒了，“我的办公室就放在病区里吧，我还是要给病人看病的。”

郑国强讲述，后被任命为院长之初，自己内心一度曾有些“迷惘”，便专门给他相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北京协和医院大内科主任张孝骞教授写了一封信求教，张老很快复函，函中“当院长完全没有问题，但不要丢下医疗业务。如果只当院长不当医生，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之点拨，对郑国强的促动很大。所以，后来他当院长期间，仍坚持每周坐一次专家门诊、参加一次查病房。

深深挚爱着“临床医生”这一人生角色的郑国强，经历了两次“退休”：65岁之年办理退休手续后，又被医院返聘留用了15年，继续干自己的老本行心血管病科，直到80岁才完全退休，开始安享晚年。

来源：镇江日报

编辑：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