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璟 王昉
阿来最新力作“山珍三部”，即《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以藏区特有的“山珍”：虫草、松茸、岷江柏为契入点，描绘了其自然生长状态下所呈现的勃勃生机及珍贵的原生态特质。作者在生态化书写的同时， 为“山珍”分别赋予“守护者”，人物互喻，希冀借助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等各色人群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取向，彰显出对当今社会“人性的温暖”及万物和谐共生关系之理解，呈现出作家多维开放的人文心态和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观。
一
综观“山珍三部”，作者在描写冬虫夏草、松茸及岷江柏的生长环境、成长过程之时，均恰当巧妙地为它们安排了不同类型的守护者：《三只虫草》中以桑吉为代表的儿童精心守护“三只虫草”，只为实现家人美好生活的愿望；《蘑菇圈》中斯炯为代表的老妪用其一生守护着树荫下圆滚滚的一朵朵蘑菇，希望它们永远能够“静默却那么热烈地散发着喷喷香的味道”；《海上柏影》中王泽周所代表的中青年文化砥柱希冀运用科学知识实现对“六百岁柏树”的生命守护。阿来恰是通过对三种“山珍”生命历程、物种属性、生存环境、境遇遭际的叙写，向世人展示了不同人生视野下质朴可贵的人性之美、原住居民天然的生命意识及其内心深处所构建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的美好理想，以诠释其“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 的写作要旨。
以《三只虫草》为例，桑吉对世间一切世故的态度都展现出了儿童特有的执着与善念。在他眼中，虫草虽可以转化为支撑全家一年丰衣足食的钱财，但唯独躺在铁皮文具盒里的“三只虫草”意义不同：那是儿孙想给奶奶买骨痛贴膏的孝意、是弟弟想装扮姐姐的亲情、是表弟想为表哥买手套的善举、是学生想为尊敬的老师买剃须泡和洗发水的敬意。因为真诚，所以珍贵。因此当桑吉为了换回父亲所制的精美木箱，忍痛将三只寓意儿童善举的虫草与官员交换时，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世态炎凉的清冷。最终，那三只曾被赋予人间最美好情谊的虫草， 被急于走仕途之路的调研员作为了升迁的筹码，它们最终落入各类官员的茶杯、冰柜、大行李箱中。在此，作者将三只虫草从成百上千的采摘物中抽绎出来，实为借助儿童的视野诠释其对向善天真人生况味的理解，守护虫草，亦是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 和对合理人性内核的守护。
《河上柏影》运用“五个序篇 + 正文 + 跋语”的独特创作方式，以不同角度切入拼接，讲述了树与人的和谐共生。小说的一条线索围绕岷江柏展开，另一条故事线索则从一口“没有油漆，白花花”的笨重的柏木箱子切入，从衣箱到书桌再到书柜，柏木在父亲手中变换着模样，陪伴王泽周走过求学、供职、家庭之路，见证了青年一代踏实、务实、诚实的生活态度及其“对世界对人生的憧憬与困惑”。
阿来在文中毫不吝啬对柏木箱的赞颂之语，父亲、母亲、王泽周、三轮车夫、丁教授、贡布等各色人群均对木箱展现出喜爱之情。阿来笔下对数百年自然界痕迹的留恋与钟情则是对物欲横流、利益交换等社会现象的鄙 斥，就好像王泽周室友贡布那“轻刷了油漆”搭配“锃亮的便于提携的金属把手”的木箱一般，虽阔气、时尚，却 难掩世俗、功利之气。此处，肯定“山珍”亦是认同如山珍 般宝贵的人性品质。木板上“漂亮的纹理，像是平静河水上的层层涟漪”，散发着“高雅”“奇特”的柏木香味，同木箱上面时常铺排的哲学、历史、文学类书籍均具有 “提神醒脑”的功效，时刻提醒着王泽周之辈所应持有的诚恳、公正的价值观。无独有偶，父亲的拼接手艺体现了 其对坎坷命运的包容、隐忍及其对儿子的情意；母亲所展现的对岷江柏树的珍爱与虔诚寓意了其对不堪往事的释然，恰如村落间的山野，纵使“被砍伐得千疮百孔”，在新雨过后仍会在“苍老的深黛色中泛出了青翠的新 绿”。
柏树苍老却仍旧蓬勃，木箱质朴却散发着自然的香气。“山”即天然、原生态的生命状态，“珍”即物的奇珍、人品质的珍贵。作者借助“山珍三部”所指代的三种日渐消逝的藏区物种，将它们的天然性、稀缺性、奇珍性之深层价值与人应具备的童真、包容、真诚等品质相对应，以期在历史的进程中找回人性的栖息之地。
二
很多人文性的作品中充满了怀旧的还乡色彩，对现代性带来的变革多是单向度的回望，孤立于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立场。阿来的人文性观照则呈现出多维的开放性。他既不拘囿于田园牧歌式的经典回望，也不回避现实的摩擦与纠葛，而是既尊重历史现实的客观性，也在坚硬的现实中寻找超越的柔护。阿来的文学创作中从未避讳所述生活环境的窘迫及人物生存方式的卑微，但是窘迫卑微下是舒展健康积极的指望与体恤。“山珍三部” 中，作者虽承袭了早期文学创作中对以“机村”为代表的藏区人民生活状态的摹写，却未曾交代其地理位置的偏远、信息交流的闭塞，更多的则是凭借阿来对自然万物的诗意化感知与描述，肯定物种天然的生存状态以及藏区民众所呈现的人应具有的美好、合理的生活方式与积极的生命状态。
“山珍三部”在向世人展现带有自然、封闭属性的藏区生活及藏区人民极具原生态特色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作者并未将藏区生活、藏区人民作孤立化叙事，反而将社会的飞速发展、世界观的繁复多变全方位融入所述主人公生活的各层面中：
他一到桑吉上学的学校，就说，虫草，虫草，学生的任务就是好好念书，挖什么虫草。结果他把学校的虫草假给取消了。一周后，他的气消了许多，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弄些虫草，走走该走动的地方，至少还可以官复原职吧。于是，他又给学校放了一周的虫草假。
塑料大棚里满是木头架子。木头架子上整齐排列的塑料袋装满了土，还有各种肥料。工人在那些塑料袋上用木签扎孔，把菌种，也就是广口玻璃瓶中的灰色菌丝用新的木签扎进袋子里。
混凝土窒息了树，你们为了弄个平坦混凝土看台， 削去了那么多树根，树无法从地下吸取水分和养料了。
此处，阿来并非否定各地区间交流所带来的积极效用，也无意将外来生活的负面效应扩大化，而是冷静且明晰地向世人呈现了当今社会的一种“病态的消费”理念，即不遗余力的采摘、盗伐稀缺物种以“满足消费社会当中一种特别奇怪的物质占有欲”。
客观地回望过去的诗意美好，冷静地正视现实的困顿失守，不是对立而是超越，两种视角穿梭叠加于浓厚的人文意趣与价值判断之中。在这一点上，阿来区别于很多固步于审美现代性单向度视角的现当代作家。例如，与沈从文执着的湘西情节不同，阿来并没有将藏区文化从中华文化的多民族构成与世界文明的宏阔版图中标醒出来，而是试图展现其交融碰撞与差异共生。沈从文用诗意的文学想象重构了一个超越于客观历史形态的纯粹形而上的审美乌托邦，这里供奉着希腊式完美的人生形式。而阿来认为，边地也好、民族特性也罢，其根脉都深植错结于人性的厚土之中，这具有天然生命意识与道德约束力的人性之花将在历史滚滚驶动扬起的尘埃中永远绽放不朽。许多作家构建出来的诗意还乡的空间之维，在阿来这里被无限敞开，因此，他的笔下留恋与回顾之外还氤氲着展望与迎纳。
三
“山珍三部”中，阿来描述了三种不同的藏区特有植物的纯真特质及其所充盈的自然界之灵性——“冬虫夏草”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万物，如分泌出褐色黏稠物质且短促而细小的虫草、腆着肚子像个巨人的土坡、蓬松着羽毛的云雀、笨拙的旱獭、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孩童等，均在桑吉的儿童视野中呈现出独有的稚拙感；“蘑菇圈”中珍贵的松茸菌盔紧致、菌柄修长的姿态与春雨过后黑土地里由柳树、杨树、桦树、花楸先后浮现的层层隐约的翠绿共同构成了丛林间勃勃的生机；“岷江柏树”那苍老爆裂的树皮、盘曲遒劲的树根连同旁边坚硬的花岗岩石丘共同构成了藏区村落极具原生态生活气息的物种奇观。阿来对藏区“山珍”细腻独特的描摹意在向读者展现一个美好、平和的自然生态体系。
而这种平和美好的生态体系正在面临一步步的坍塌。《三只虫草》中以调研员为代表的欲望者，将虫草视作其谋取权利的有效工具，同时催生了一连串收敛虫草 的无德商业行为，并造成了虫草的过渡发掘及价格的疯 涨。《蘑菇圈》通过缓慢生长、静默待之的一朵朵“圆滚滚”并“热烈地散发着喷喷香”气味的松茸，见证了村民、商人、僧人甚至亲人唯利是图的垄断、破坏性采摘与开发。《河上柏影》则更立体地展现了盲目开发旅游资源所 造成的美丽而质朴的村落的消失。被铺上混凝土看台的 五颗老柏树其中两株已完全死去，遒劲的斜枝“早就掉光了叶子，连那些层层叠叠的树皮也掉光了，露出光秃秃的木质部分”，剩下的三株则在阳光下苟延残喘。更甚，伴随着“实用主义”盛行，官员贡布拍着王泽周的肩膀发出“该换换脑子”的刺耳告诫声，与静谧淳厚的村 庄一同消失在“施工机械的轰鸣声”中。若将上述“病态的消费”理念还原为一条清晰的“消费链”，那么促成链 条飞速运转的代价直指作品中明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等现象——“是啊，那些贪心的人用耙子毁掉了我 一个蘑菇圈……是啊，那些盗伐林木的人毁掉了我第二个蘑菇圈”，斯炯在欲望所控的各类毁坏野生松茸的行径之下感到束手无策，只能发出近乎绝望且空洞的哀叹。王泽周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敏锐虽然严肃地提出了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这种现代性的行为可能导致的现代性信念的瓦解”之研究课题，却其因与经济诉求、政治环境不符而最终被搁置，使得这一深刻的生态文化命题最终同曾经繁茂苍翠的岷江柏一同悲壮地走向消亡。
与此同时更应当关注的是，阿来借助“山珍三部”中“冬虫夏草”“松茸”“岷江柏”等三种主体意象，一方面述说了它们因时代变迁、物质欲望冲击所遭受的渐趋衰亡甚至消失的无故遭际。更深刻地，阿来则以隐喻的手法， 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调研员、丹雅、贡布等各类人群以带有干预性的外来生活方式，“影响到别人的生活品质”。《河上柏影》中，贡布顶着“官二代”的头衔继续混迹官场，草率地认为将“寺庙作为旅游资源”即是对当地藏文化的开发、在寺庙“盖星级酒店”即是对现代化的经济性诠释。《蘑菇圈》中丹雅所指代的唯利商人更赤裸裸的指代了一类人赤裸裸的价值观：“如今我要挣的是一百个两万，我想挣的是一千个两万……会挣的，不挣那种辛苦钱。如今发大财的，都不是挣辛苦钱的人” 。这一系列错误并背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承传的思维行径，正不断冲击并逐步毁坏着以藏区人民为代表的人类生存的自然发展过程，从而造成了桑吉、斯炯、王泽周等不同年龄阶段、各异生活方式人群对未来生活的困惑及对生存环境每况愈下的无奈。
《蘑菇圈》还娓娓讲述了主人公斯炯在机村平淡却真实的风雨人生。斯炯是不幸的，她先后将三名“没有父亲”的孩子带到人间；斯炯又是善良的，将自己所犯下“不该犯的错”归为“宿债”，独自一人坚强的承受着“不该让一个有妻子的男人在我身上播种” 的后果。面对年轻时充斥着委屈、无助的生活，斯炯内心虽“绝望”却不“空洞”。而真正让斯炯对未来生活之路产生“空洞”的失落感并整日眼睛湿润的便是以丹雅为代表的商业利益集团正一步步破坏并试图最终瓦解斯炯为之守护一生的“蘑菇圈”。
阿来通篇都在为“蘑菇圈”打造着天赐之物的神圣感，“特有的气味”“尖塔状的上半身”“蘑菇开大会”“蘑菇的祖宗”等，这一系列带有神秘色彩的阐释将主人公斯炯全部的情感始源地归结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无法割舍”的共生型生活方式，体现了作者竭力表述的人与自然之间“万物都相互关联”的和谐生态观。因此，当以村民、丹雅为代表的各类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集团提着六齿钉耙“扒开那些松软的腐殖土，使得那些还没有完全长成的蘑菇显露出来”时，一向坚强的斯炯哭了，在大众如此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生态的行径面前，主人公心里有些空洞，也只能心疼地呼喊着“人心成什么样了，人心都成什么样了呀”之类的无奈之语。因为在斯炯看来，摄像机、GPS 等先进技术让她困惑，而打着扶持资金、银行贷款、野生松茸资源保护与人工培植综合体等名目的物质性开发更让她忧心忡忡。蘑菇圈的未来孰好孰坏？斯炯，这个一生都与自然生灵休戚相关的老妪已无力控制，只能发出“我的蘑菇圈没有了” 之类的喃喃自语。
四
阿来平静饱满澄明的叙述风格生发出浓郁的地方风情及文化原生态气息。“山珍三部”作为阿来的最新力作，巧妙地借助藏区的奇珍之“眼”，将浓郁的康藏文化风情与当今社会物利交易，欲望泛滥等普遍社会现象全面铺排，镜像出历史发展的蜕裂之痛。“蘑菇圈”是天人合一的生态之维，人们在日复恒常的生命中渐觉哀婉直至感觉到真正的丧失，历史不可逆转席卷而来的变革，人对其的感觉是从抽丝剥茧习焉不察的焦躁不适慢慢熬制成断裂撕扯下的巨大痛楚。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也许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自身命运，但自然天地之大美大德和其所涵养出来的天真健硕的生命状态却在阿来稳妥精切的语言中，在其敞开的多维度人文观照下，在被其叙述放缓的时间之流里复活，并留存在了人类永恒的文化记忆深处，这正是阿来创作的价值所在。
编辑：何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