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和陆琦大夫合影

我原来是一名开业的专科医生，一直从事医务工作。建国后经过历次爱国主义教育，我的旧人生观发生了改变，逐渐认识到医务工作者应为工农开门的真理。于是，我向当时华东卫生部的崔义田部长打了报告，是关于公开我的祖传秘方“内痔插药疗法”的，这个方法的特点是不开刀不吃药，不影响生活。

大概在1960年秋天，我在杭州，有一天突然省卫生厅的同志来找我，同时来的还有公安厅第三处的同志，说请我去会诊。什么事情他们也不讲，而且要马上准备走，我也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从没有遇到过，家里也很担心，当时准备好了就跟他走了。有卫生厅、公安厅三处的同志陪我去，一去就到了飞机场，飞机场有一架专门飞北京的飞机，飞机上就我和保卫人员。到了北京以后，来接我的是保健局的局长——黄树则，他把我安排好后才同我讲，是总理啊，叫我看病，才晓得这个事情。本来我一直担心，什么事情一直都是保密的，从杭州离开到北京，一直在担心，我也是担心，家里也担心。到了北京知道是为周总理治病的时候，才放心一点，我胆子也很小的，毕竟这是为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第二天，把我领到总理办公室，让我做了一些检查，当时总理这个痔疮比较严重，有炎症。而他又正好准备去东欧国家访问的，所以他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我把这个炎症赶快消失，同时提出来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在这个前提下，要我采取一些措施。我拿出最好的技术给他配药、开方子，各种看家本领都用上了，经过一个礼拜，炎症很快地消失了。总理也很高兴，因为他整天在忙国事啊，国家的事情当时很多的，基本上都是工作到夜里一两点钟，上午都是十点多才起来，我们都准备好，等他起来，给他处理了。中午基本上都是在西花厅吃饭，有总理的保健医生，叫卞知强，一个保健局局长，有时候部长也来，多数是保健局局长负责的。炎症消退后，我们又给总理设计了一个坐浴的架子，这个坐浴的架子能折拢来，随身好带的，便于他清洁局部。大概十多天后，我回杭州了。回来以前呢，总理给我一张有他亲自签名的照片，当时能得到总理签名的照片也不容易的，这个很珍贵。这是第一次为总理看病。

第二次呢，是1961年接近春节的时候，大概早半个多月，总理到杭州来了，住在西湖饭店，卫生厅又叫我准备好，也住到西湖饭店去。总理同我讲，这次毛主席给他一个月的假期，总算空下来了，过年以前咯，到杭州来休养又治病，他是一心一意要把这个痔疮医好的。而我当时也改进了方法，进一步地把这个药再改进，筛选过以后，给他治疗。治疗期间也不影响他的工作，不影响他的生活。他的国事太忙了，在治疗期间还要经常会见外宾。有一次宴请外宾的时候，总理要我也去，而且给我安排在首席的一桌就坐，他对一个普通的医生这样看重，我内心非常感动。经过十多天的治疗后，总理的病基本上是痊愈了。当时总理考虑到正是接近过年了，春节快到了，就在楼外楼宴请所有参与的医护和保卫工作人员。宴请的时候邓大姐就讲了，我同总理有四种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同学关系，她和总理是同学；第二个关系是战友关系；第三个关系呢是同事关系，他们一起工作；第四个关系是夫妻关系。这四种关系，邓大姐是在吃饭的时候站起来讲的。后来总理提出来要吃点酒，他说这么多的人为我个人服务，我要敬陆大夫。那时邓大姐问我了，陆大夫，你看总理好不好吃酒啊，白酒很厉害的。我说，总理毛病基本上好了，身体都很好很健康，稍微吃一点点，也能活血健身。总理听我讲了，说好，站起来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这个吃饭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总理为人，很尊重人民。

陆琦，1956年11月加入民进，曾任民进浙江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委，浙江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陆琦教授今年已98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痔科（肛肠外科前身）创始人，也是我国痔科事业的开拓者，对我国痔科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来源：人民网

编辑：吴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