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翔

■摘要

深莞联系度为何输给广佛？一句话——“广佛交界区域在做产业，而深莞惠交界区域目前主要还是房地产。”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纽带在产业协同。

如果没有数据给人带来的直观展示，或许我们还不能感受都市圈城市间的联系已然如此密切。

8月16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微发布《2020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报》，其中有个关于城市交互度的数据，很有意思。2020年，广州与湾区其他城市总的通勤量，每天高达294万人次，其中广佛两地每天有176.3万的通勤人数，占了60%；联系度仅次于广佛的是深莞，两地每天有120.8万的通勤人数。

通勤，指从家中往返工作地点的过程。如是，城市之间的通勤量则足以说明两座城市的联系密度有多高。不只是简单地把数据报一报，《交通年报》还进行了分析，指出广佛之间的交互关系呈现出三个新特征：一是“双向对等”。广佛之间的通勤人口中，“住在广州、上班在佛山”的人群约占40%，“住佛山、上班在广州”的人群占60%，双向通勤特征明显。二是“枢纽共享”，佛山客流占白云机场和广州南站现状总客流近20%。三是“交往同城”，广佛客流交换量达到176万人次，是广州对外出行总量的44%、佛山对外出行总量的56%，比深莞高出46%，与广州市内跨区出行（中心城区往白云、番禺区）量级相当。从通勤联系度来看，佛山和白云、番禺没什么两样，完全可以视为广州的一部分，广佛同城早已不是想象，而是实打实的存在了。

然而，给我们以极大启示的则是新媒体《城市战争》对广佛与深莞、深惠通勤量的一段对比分析。

深莞联系度为何输给广佛？一句话——“广佛交界区域在做产业，而深莞惠交界区域目前主要还是房地产。”也许是距离因素，深莞交界的区域，产业能级普遍不高，或者干脆成为搞房地产开发的“睡城”。而广佛交界的区域，则是佛山市政府集全市之力打造的“一号工程”，有千灯湖、三龙湾这样的高质量产业园。相比而言，东莞的高质量发展区，主要在南城、松山湖这些非临深区域。惠州的情况也差不多，其临深区域也主要搞房地产开发，高质量发展区则位于惠城和仲恺这些非临深区域。

于是，想起了另一篇文章，新媒体《前滩综研》近期刊发的《论上海在区域产业发展中的组织作用——长三角“富邻居”现象的一个解读视角》。文章说，关于我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两个现象值得观察，一个是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环首都贫困带”，另一个则是长三角地区“富邻居”现象。文章写道：“穿透表象向下看，这两个区域有完全不同的城市产业分工结构……北京和周边城市产业契合度不高，产业结构存在相当程度的断裂……在长三角地区，许多城市的产业结构都已经进化到比较高级的形态，与作为中心城市的上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长三角各城市产业虽属于同一门类，但并没有严重的产能过剩、恶性竞争，原因就在于长三角城市在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上形成了高效的协同，包括研发—产业化的协同、整机—零配件的协同、生产—展示—销售的协同、制造—服务的协同，许多产品和服务在长三角不同城市节点间发生着高频互动的紧密联系，大家一起分享高能级产业的价值红利。”

虽然这文章要论证的是，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在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但我们却能够在其字里行间中深深体会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纽带在产业协同。比如“今天的上海与周边城市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正进行着日益密切的动态优化”，再有“G60科创走廊是上海着眼于区域产业合作的全新探索……它消灭了距离，它把用走廊链接起来的城市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它使节点上的每个城市都可以直接接入上海，借助上海的优势实现发展的高位切入”。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核心纽带在产业协同。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论断。脱离了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终究只能是空中楼阁。

编辑：缪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