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9日）是2021年的母亲节。母爱是人世间最纯洁、最无私的情感。对自己的母亲，每一个人都有着深厚、真挚、无法割舍的眷念。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上，涌现出很多伟大的女性革命家。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们或忍痛离开自己的孩子，或带着孩子从事革命工作，或收养烈士遗孤，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革命者最伟大的母爱。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长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以上这两段话，出自赵一曼烈士在遇难前给儿子陈掖贤写的两封遗书。写信的时间是1936年8月2日晨。当时，穷凶极恶的敌人正将赵一曼从哈尔滨押往珠河县。飞驰的列车上，慷慨赴死的赵一曼向看守她的日本宪兵要来纸笔，写下了给儿子的最后遗言。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受党的委派，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领导抗日武装，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5年11月的一次战斗中，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日军对她严刑拷打，但赵一曼始终没有屈服，在珠河县小北门外从容就义。

在陈掖贤很小的时候，母亲赵一曼为了投身抗战，忍痛离他而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起了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他还没成年，以后的人生路该怎样走，想到这里，赵一曼肝肠寸断。她在遗书中反复叮嘱“宁儿”（陈掖贤的小名）一定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告慰自己九泉下的母亲。

“小宝宝，小宝宝 妈妈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这是向警予烈士在国民党潮湿、阴冷的监牢中写给子女的儿歌。

向警予，1895年生于湖南溆浦。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及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向警予是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20年6月，向警予与蔡和森同志手捧着《资本论》，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婚后，他们育有一女一子：蔡妮、蔡博。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向警予在两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就分别送给长沙的亲友处抚养，向警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1927年3月，向警予回到长沙，看望家人，拍了下一张全家福，这竟然成为她与一双儿女唯一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此后，向警予受党的指派前往武汉工作，要离开蔡妮和蔡博了，她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给孩子们每人买了一个大橙子，在依依不舍中道别，这是这个革命家庭最后一次团聚。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汉口被捕，在狱中，她铁骨铮铮，宁死不屈。5月1日，向警予在汉口余记里空坪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

牺牲前，她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的牺牲自己。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慷慷慨慨。”

在狱中，向警予常常亲吻和孩子们的合影，呼唤着孩子们的名字。她的眼在淌泪，她的心在流血，但一想到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天下更多的孩子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她心里就坦、然多了，从容地笑对死亡。

“雨花英烈”何宝珍烈士是刘少奇同志的妻子，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部长、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1933年，何宝珍在上海被捕，被解至南京。面对敌人的拷打，何宝珍以“要杀就杀”四个字作答。1934年秋，何宝珍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何宝珍与刘少奇共同生活10年，育有长子刘允斌、次女刘爱琴、幼子刘允若。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何宝珍忍痛将孩子们送给别人抚养。被捕之后，何宝珍惦念着孩子们，孩子们现在都在做些什么呢？他们还好吗？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小儿子毛毛（刘允若乳名）。他现在怎么样了？有人去领他吗？邻居肯收留他吗……

每当想到这些，何宝珍的眼中涌满了晶莹的泪水。但她很快又把自己的思念与柔情埋入心底，她对身边的难友们说：“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她在心底为孩子们祝福许愿：“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活着，等革命成功后，一定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我们的国家。”

孩子们理解母亲的选择。刘爱琴后来回忆起母亲，动情地说：“因为我们的母亲是烈士，我们思想懈怠、无所作为，就对不起我们的母亲；我们思想进步、工作上做出成绩， 才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

很多人都看过革命回忆录《我的一家》和老电影《革命家庭》，“革命母亲”陶承的故事给人们留下无法磨灭的记忆。

陶承，1893年生于湖南长沙，18岁与共产党员欧阳梅生完婚。1928年2月，欧阳梅生为革命辛勤工作，不幸病逝后，陶承带着孩子们前往上海，以家庭主妇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1931年，欧阳梅生与陶承的长子、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和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的欧阳立安不幸被反动军警逮捕，不久就在龙华监狱英勇就义，年仅17岁。

陶承强忍悲痛，带着另外两个孩子四处奔波，辗转到达武汉。她靠做杂工谋生，终于找到了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并通过组织上将孩子们送到了延安。

和孩子们分别后，陶承被组织上安排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后又调到四川壁山战时儿童第五保育院，负责教养在抗战中失去了亲人的难童。1943年6月，陶承到达延安，得知小儿子欧阳稚鹤已在抗战中英勇牺牲。她将悲痛化为力量，坚持学习文化，认真做好党给她安排的工作。

陶承虽然没有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她将一切都献给了党。她的家庭满门忠烈，父子三人先后为革命牺牲，正是有了这样的革命家庭的牺牲，千千万万的家庭才不需要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最终迎来了幸福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陶承将自己家庭的经历写成《我的一家》一书，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畅销书，后又改编为电影《革命家庭》。

周恩来总理的妻子、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同志并没有自己的孩子，却被人千千万万人亲切地称呼为“邓妈妈”。在人们的眼中，她是一位伟大而无私的母亲。

抗战期间，邓颖超目睹了无数孩子，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失去了父母，流离失所。生活悲惨。她积极在国统区推动战时儿童保育活动。1938年4月4日，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

抗战期间，邓颖超领导创建了53个保育院，收容了近3万难童。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生育，但他们收养了很多烈士遗孤、社会遗孤及其亲属家的孩子。这些孩子在邓颖超的呵护下健康成长，很多人日后成为对社会的有用之才。他们都亲切地唤邓颖超为“邓妈妈”。

在中国共产党辉煌、壮烈的百年党史上，伟大的“革命母亲”还有很多。

有人说，母爱是自私的，但革命者的母爱是无私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为了心中坚定的理想和信仰，为了让普天下的孩子们生活在幸福、自由、平等、没有战乱和动荡的国度，她们放弃了个人之爱，为天下的儿女倾注了圣洁、广博的大爱，这些伟大的“革命母亲”，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铭记。

来源：新华日报·交汇点

编辑：何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