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翔

一座城市的“功能”，是衡量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海明确提出，2021年的主要任务之一，即聚焦强化“四大功能”（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上海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还设置了“强化‘四大功能’，服务新发展格局”专题会议的议程。一个上午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全程参与，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在其后的讲话中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做强功能是上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看到这则新闻，却不由得想起了颇久以前的一段对话。对话的双方分别是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与执全球民用无人机产业之首的大疆公司创办人汪滔。汪滔本是香港科技大学培养出的杰出人才，但最终，汪滔还是选择了在深圳创业。2014年春，梁振英去深圳见汪滔，问了他三句话：“你在成长中香港科技大学为你做了什么？”“你在创业中，深圳为你做了什么？”“假如深圳现有的条件，香港都具备，大疆公司会不会迁往香港？”

前两个问题，汪滔的回答分别是：一、科大是他母校，是他受教育和创业的培养皿；二、深圳没为他做什么。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则是：“特首啊，我是回不去的。”汪滔说，全球最好的产业链分工在深圳，最优秀的工程师在深圳，他具体说明：“我只设计，我不生产。我一个螺丝钉都是外包的，那么这一个分工产业链对我来说，什么含义？就是我在网上发标，有很多公司来应标，应标之后，价格一定比我的标书便宜，质量比我的标书高。”

是的，深圳并没有为大疆做什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深圳为大疆做了太多太多。有分析指出，“在无人机的产业配套方面，深圳称得上全球最好，没有之一。”无人机所需要的锂电池、陀螺仪、GPS模块等传感器设备，与智能手机有着相近的运用，而航空铝的后加工处理，也是附着于大量手机类消费电子外壳的生产基础上，而被称为“中国手机中心”的深圳在这些关键零配件产业上都已形成了优势。

事实上，手机产业本身，其境遇也与大疆有些类似。从上世纪90年代，深圳借助香港从贸易起步，再到进口现成组件进行简单的人工组装，再到引进成套的生产线自主生产，甚至开始对芯片等核心组件进行研发……深圳的手机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间，经历了明显的产业升级历程。但这种产业升级不是在政府针对性政策下发生的，而是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自发形成的。

在深圳，手机产业恰一直是被“完全放养”的。《深圳奇迹》一书中如此写道：“（在产业“野蛮生长”时期）深圳市政府对这些现象采取了相对较为容忍的态度，相应的限制性政策仅仅局限于次数有限的整顿。除了面临国家设定的准入规则以外，深圳手机制造企业并没有受到太多限制……但深圳政府也没有对手机产业特定支持，直至深圳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制造集聚地，深圳市政府也并未专门出台鼓励发展手机制造产业的扶持性政策。”另一方面，“深圳市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务方面却为手机制造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便利通关的效果比政策扶持还好”，所以造就了“产业集群，逛一圈华强北组装一部6S”，形成了“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在深圳都可以找到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企业，并且这些企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带来的结果便是“对于产业链中的各个企业来说，减少调整成本的最好选择就是留在深圳”。

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条从城市功能打造到企业集聚汇成产业链并最终形成完整产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之路。而这么一条路，著名记者、策划人王志纲有过一段精彩表述：“相比国内大部分政府，深圳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有求必应，无需不扰，不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在市场失语处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这样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澎湃新闻的评论：“衡量一座‘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很重要的是看其功能。城市各方面功能愈强，对各类要素特别是高端要素的集聚、配置、辐射能力愈强，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就愈有底气，也愈加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力。”如是，我们或能理解上海为何这般重视“功能”。就如李强所言，“功能引领发展、功能意味着赋能、功能主导竞争，强化‘四大功能’对上海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经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制度供给成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从中央到各级地方，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都成为工作中的重点。但从某种意义上，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这只是在“扫平制度落差、环境落差、服务落差”，是我们的城市能够入场竞技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入场竞争全球产业结构重组与资源配置的门票与门槛。切实增强地方经济的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不同城市的独特功能定位与营造，方是更高级、更综合的优势，方是增强对高层次人才、全球性资金、前沿性科技的磁效应、场效应，促进高端要素资源不断优化组合、产生化学反应、孕育新生事物的最强有力依仗与支撑。

深圳的经验是他们曾经走过的发展历程，上海的思考是基于自身超大城市的体量与规模。时空皆有不同，我们的城市不可能完全照搬，但我们必须思考并行动，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背景之下，我们的城市能够营造和具备什么样的功能。因为城市的能级，或许无需多么全面，也不必那么“高大上”，但一定是要在某些方向、某个地方、某类产业上有着我们城市最独特的内容与优势。

来源：镇江日报

编辑：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