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方敏

固有模式存在“三大制约”

一段时间以来，相关部门以财政兜底手段，从提高困难群体“收入”入手，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扶贫帮困工作。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一类手段已很难满足新形势下“支出型贫困”人群的帮扶需求。

1.需求复杂，制约了帮扶工作的全面覆盖。财政兜底的政府救助，的确对收入型困难人群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但面对支出型贫困问题，因其支出项目和支出标准均无统一评判标准，政府兜底保障是否能做到全面覆盖还有待商榷。例如：30-50岁年龄段的夫妇家庭往往要承担着子女抚养和子女教育支出，有重大疾病或长期伤痛患者的家庭要额外承担医疗支出，有些晚婚晚育家庭既要承担子女的教育支出还可能要承担上两代老人的赡养支出。而即使是相同支出类型，其具体支出标准也存在差异。例如：因疾病、伤残支出中，有的病患到乡镇卫生院就医、使用一般性药物、家庭成员照料，有的病患到省级重点医院就医、使用进口药物、聘请专门护工。

2.信息闭塞，制约了帮扶工作的及时反应。农业农村局（扶贫办）、民政局等一直是推动扶贫助困工作的最主要力量，但“衙门多”带来的不一定是高效，还有“各自为政”“信息孤岛”等问题。例如：民政部门在审核低保申请时经常发现，有的困难家庭当年已接受过乡镇、社区不同形式的困难补助，部分人员接受过社会公益组织专项救助。不同的扶贫机构或社会团体独立开展扶贫帮困活动，也极易造成资源浪费。例如：某社会公益组织在对一户因病致贫家庭开展救助后偶然发现，该家庭因同一困难原因已先后接受了3家单位的重复帮扶。

3.手段单一，制约了帮扶工作的施策成效。各类社会帮扶资源缺少整合，且帮扶形式单一，绝大多数还是以货币式经济帮扶，并不能满足当下特殊类型的贫困群体实际需求。对2020年全市3144家建档立卡户数据梳理发现，属于支出型贫困类型2406户，其中因疾病、伤残支出原因致贫2360户，占比约98.09%，因教育支出原因致贫46户，占比约1.91%。这类人群从民政、残联会、慈善组织、社会公益组织等获取的均是货币帮扶，而低保等渠道的救助存在先决条件，如实际收入达到规定数额，则不予认定低保对象，部分实际困难的支出型贫困群体因此被拒于低保门外。

创新机制实现“四大转变”

“十四五”期间，需要探索一条在帮扶形式和帮扶文化上全面突破的道路，“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是一种可期待的实践尝试。

1.推动扶贫帮困从政府职责向社会行为转变。“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系列工作体现了“按需救助”特点，通过社会力量自由认领对不同困难家庭的不同帮扶需求量身救助，既是对政府兜底保障的对象拓展，也是手段补充。其着力构建起有效的帮扶体制机制，正是将“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落于基层扶贫帮困实践的生动体现。

2.推动贫困信息从分散掌握向平台整合转变。“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以“万善丹阳”APP为主要工作平台，汇总梳理全市各类因支出型原因造成的帮扶需求，经村民议事小组、志愿者双重审核甄别，统一发布需求信息。各帮扶主体志愿认领并完成帮扶任务后，系统自动下架该信息，杜绝重复帮扶现象。

3.推动社会帮扶从盲目低效向精准高效转变。“万善丹阳”APP帮扶平台分类设置了助医、助学、助残、家居微改善、助保险等专门窗口，各类型支出型贫困家庭可通过对应渠道获取最适合自己的帮扶救助。例如：因教育支出原因致贫家庭可在助学窗口获得社会组织（个人）的经济帮助和教育机构的费用减免政策，居住环境较差的家庭还可以在家居微改善窗口获取相关单位提供的家装改造服务。

4.推动互助文化从个体实践向新风弘扬转变。“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凝聚了社会各界最广泛力量，实现了精准扶贫与志愿者文化的紧密结合，并创新“信用积分”管理模式，对帮扶主体、志愿者进行信用积分累计，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将信用积分纳入文明实践积分统一管理，在社会各界掀起了扶贫帮困的文明新风。

前瞻应用谋划“三个延伸”

好的模式既要在实践中不断验证，也要在发展中与时俱进，面向“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梦想，“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开拓创新、延伸触角。

1.从物质帮扶向精神帮扶延伸。除了物质帮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治本之策还在于精神脱贫。下一步，“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需要由传统的物质帮扶向“送思想、送文化、送服务”拓展，使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更注重培养崇尚科学的素养、奋发向上的精神、积极进取的意志和爱党爱国的情感，解决“精神贫困”问题，让困难民众“脚下有路”“眼里有光”“心中有梦”。

2.从平台管理向信息手段延伸。“万善丹阳”APP作为支出型贫困帮扶工作的重要平台，承载了信息采集、汇总、反馈等功能。随着“5G”“云数据”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应该从平台管理转化为“大数据+帮扶”综合信息化应用，创建集信息汇集、数据分析、过程监控、供需对接、监督问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大数据帮扶系统和全流程监管服务系统，打造全市扶贫助困工作的“总服务台”。

3.从提升成效向推广模式延伸。“高水平小康·丹阳在行动”启动以来，从平台建设、人员培训到考核机制等各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行模式。下一步，丹阳还应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进这项活动，完善运行机制以及配套政策设计等问题，不断总结、提炼经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丹阳模式，依托“长三角一体化”重要契机，持续放大辐射效应。

（作者单位：丹阳市政策研究中心）